陡河里堵住河道的死尸
和中弹身亡的现金保管
在我的记忆中，1976年前后，正是农业学大寨轰轰烈烈开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你让我拿出事实，提供佐证的话，我给你举出以下三个例子：
第一，1975年年初，我从唐山丰南农业银行营业所调往稻地公社任公安特派员。从1976年4月份开始，参加了公安系统为期两个月的业务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农业学大寨保驾护航。
第二，那时当领导的因私请假，上级根本就不批的，再紧急也不行。
比如说，当时，稻地公社书记阎印奎家中90岁的老母亲病重，向县委书记请假，就没有被批准。
后来，阎书记的家人多次催他回去，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宣布由副书记付爱文同志主持工作，自己骑自行车回家，先去看望病危的老母亲去了。
书记走了，我们也就轻松多了。到快下班的时候，我骑上自行车，鬼使神差般赶回了老家黄各庄。
第三，不分时点、地点，有了最新要求和任务，就要马上落实。
7月27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大队里的广播喇叭先是哇哇的响了挺长时间的杂音，后来又是一阵咳嗽声，最后才是具体要求：催促社员们到马上到地里施肥、抢荒。
我被喇叭声吵醒，嘟嘟囔囔的骂了一句神经病，翻了个身，刚想接着做那个没做完的梦，就听到整个房子轰隆隆的响了起来，窗户、门，叮叮当当的响成一片。
我嗖的一下跳起来，对睡在身边的老婆说：“地震了，快起来。”
老婆抱起闺女，我抄起儿子，快速从堂屋跑到了屋外。
刹那间，三间正房就像一个喝多了的醉汉，在眼神迷离，脚步踉跄之后，终于站立不稳，咣的一下，彻底倒了下去。
我想把孩子放在地下，却突然感到脚下一片冰凉。院子里汪起了一层水，有的地方还在冒泡，显然是从地下翻上来的水，四周还闪着骇人的蓝光。
我吓的有点不知所措，抱着孩子蹲了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片死寂。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开始有哭喊声传来。
扒救出了左邻右舍，早上七点多的时候，我骑自行车赶回稻地公社。
站在稻地公社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可视范围内，除了几十米远处的几棵树外，整个都是废墟。
副书记郑东昌脸色惨白的躺在一张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郑东昌是滦南县柏各庄农场的老家。
“老郑怎么了？”我走上前去，和他打了个招呼，见没一丝反应，就把手伸到他鼻子下面，发现竟没有一点气息。
匆匆走过来的副书记付爱文见状，冲我摇了摇头。老付头上砸了个大包，胳膊上还划了一道大口子,此刻见到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又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站在那里拍了两下脑袋。
“对了，晓舟，你马上安排个民兵，到阎书记家里，看看他怎么样了，顺便看一下阎书记的老母亲。”
完成了付书记交给的任务，我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东西两面山墙全都砸在床铺上，桌子上的办公用品全部被砸得稀烂，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打开了，里面的一把手枪，就那么明晃晃的折射着阳光。
我赶紧把枪和重要文件收拾好。
院子里还躺着一个叫小谢的年轻人，他是县水利局工作组成员，我上前摸了摸还有气息，就把他抱起来，放到一个石桌上，找了两片四环素给他吃下去，又弄了块塑料布盖在他身上。神奇的是，两天后，小谢竟然起死回生了。
震后，稻地公社的办公地点改在了公社的粮库。我的任务是维持好治安。为此，我组建了由12位民兵组成的执勤小分队，分别把守商店、储蓄所等重点部位。
7月29日上午，我正在大街上巡逻，民兵万正非匆匆跑来向我报告：“董主任，出大事了，你快去看看吧，现金保管中枪了！”
我和小万匆匆赶到公社西北角的一个大队，小万一边跑一边向我汇报情况。
在离大队部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了一群人。我分开人群，见里面躺着的是该大队的一个现金保管老刘。老刘蜷缩着身子，小腹下流了一摊血。
我赶紧让人找来大队的赤脚医生，给这位现金保管进行了紧急包扎抢救。
我站起身，走向那个脸色有点惨白的民兵连长：“到底是咋回事，赶快把情况和我说说。”
听了民兵连长的陈述，再和小万向我汇报的情况核对了一下，事实基本就清楚了，我安排小万马上把情况分别报告给公社和公安局的有关领导。
原来，大地震把该大队的饲养处也给震倒了，三十头牛在街上乱跑。
巡逻的民兵连长安排人找回了二十九头，就差一头没找到，他就挨家挨户的查。
查到现金保管家的时候，看到他家，恰好就拴了一头牛，还有一盆水、一条绳子和一把刀。
民兵连长说，你作为现金保管，胆敢侵吞公家财物。
现金保管说，牛跑到我家来，我是帮着照看一下，过两天等饲养处建好了，就送回去。
民兵连长说，你拴就拴了，拿出刀和绳子来，分明是想把牛杀了吃肉。
现金保管说，我家有把刀咋了，你家就没刀了？你咋能证明我要杀牛呢？你有啥证据？
两人说着就吵了起来，就动了手。
民兵连长情急之下，端起53式冲锋枪，就把一排子弹扫了出去，子弹扫在了现金保管的下身。
现金保管因失血过多，死了。
后来，公安局安排人，给现金保管做了尸检，打人的民兵连长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除了这件事外，社会秩序还是非常稳定的，从29日这天起，天空中就有飞机嗡嗡的飞过，有空投各种食品的，还有喷药消毒的。
很多人都说唐山、丰南特大地震的惨烈，并举出很多的例子和场景来证明。要说起惨烈这件事，恐怕没有人能比得过我见到的场景。
地震过去都快五十年了，尽管我始终也不想再面对那些画面，但它们，还是偶尔跑进我的梦里，让我的心为之震颤，为之悲痛，让我醒来后的很长时间里，眼睛都直勾勾的。
我有时候想，这些场景都在我梦里，是我想像出来的，不是真实的，但，一幅幅画面却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它一次次的提醒我，不能自欺欺人。
我们稻地公社离陡河很近。陡河上有两座大桥，一座老桥，一座新桥。老桥因地震断成了三截棍，新桥也七扭八歪的，河床上有很长的一段陷落，形成了两米多宽的深沟。
开始时，唐山遇难尸体无法处理，都堆在了三角地（此地离稻地镇很近），堆满了，就往沟里卸。
还有一部分是送医的途中，人就没了。当时，又没有跟车的家属，为了赶时间抢救伤者，只能把死者从车上抬下来，放到路边。
放到路边的尸体，就免不了雨水冲，跑出来的猪、狗，就开始撕咬尸体，有些尸体就到了河里。
太多尸体，太多没有衣服遮掩的尸体，让人无法直视。
开始，我们也曾组织小分队，从陡河里把尸体打捞上来，就地掩埋，但以后越来越多，陡河河道都一度被堵死，放眼望去，满河道漂的都是死尸。
因此，只好又安排了40人，河道东西两岸各20人，拿挠钩（长木杆上，安一个铁钩子）分流，能流走的就顺流而下，实在流不走的就拉上来，找个地方埋掉。
我们公社有四名养殖员、水利员，到唐山的一个医院住院，砸死在了那里，连尸体都没找到。供销社有一个40多岁的职工，平时的工作是养猪，地震把这个人砸截瘫了，家里就他一个人，多次绝食不成，后来服药自杀了……
大灾面前，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党的坚强领导。
8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和谢静宜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我们灾区来慰问。
陈永贵副总理和电视上一样，戴着一顶草帽，肩膀上搭一条白手巾。他们来到稻地粮库，当时我就在他们身边。
工委书记李云汉砸坏了一条腿，拄着拐棍向中央领导汇报。
陈永贵副总理带来的医疗队，在粮库北门外搭了帐篷，为受伤的群众们打麻药、做手术，危重病号抬上他们开来的解放卡车，送到唐山机场转外地治疗。
地震半个月后，公社对人员伤亡情况进行了统计：全公社死亡人数，占全部人口的21%，伤残人数为30%，灾难最重的是孙家楼、桥东和桥西大队。
好在，有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我们才得以度过这场劫难。
被退回去的捐款和
一辆跑坏轮胎的长江摩托车
“东兴，你家里咋样啊？”
“我家情况还不错，死了一口，我的一个孩子。”
“这电影院都倒了，成废墟了，放电影的机器也都扒走了，领导还让咱们到这里搞震救灾，救哪门子灾啊？”
“领导让咱干啥，咱就干啥呗。”
“我听说县救灾指挥部在物资局那儿，要不，我去那里看看，要顶帐篷搬过来，咱俩在这，也好有个落脚地啊。”
“你说的也是，要顶帐篷，来个人啥的，也方便。”
“那你就先在这里守着，老陈我去去便归。”
以上，是我和我的文教局同事于东兴的对话。
县物资局的大门也震塌了，不过，是全部倒向了一边，门口的地基下，露出擀面棍那么粗的钢筋。
院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最南面是救灾解放军官兵的驻地，接近大门正中的帐篷，就是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办公地点。
我进去的时候，正赶上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耿凤一走出来。耿主任是原来县生产指挥部负责人。
“得顺，你上这里干啥来了？”
“报告耿主任，我们局领导，把我安排到电影院抗震救灾，那里连个帐篷都没有，想和主任申请，请主任大笔一挥，给我批顶帐篷。”
“帐篷倒是小事，只是现在我手下正缺个跑腿的，你到我们这里来吧。”
“耿主任您这里的庙忒大了，我这尊小佛进来，肯定不合适。”
“少和我耍贫嘴，我说你合适，你就合适，你就到指挥部办公室来，专门负责和省前指对接，负责协调物资吧。”
“领导，这真不行，我们领导安排我在电影那值守。”
“我和你们领导说，走，咱们这就和你们领导请示去。”
耿主任说到做到，让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风一样的赶到了文教局。
沟通的结果自然是一路绿灯，前后没有二十分钟的功夫，我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县前指”的人了。
当天上午，我骑摩托车，带着县民政局的张建勋，到“省前指”（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汇报情况了。
省前指的办公地点在唐山机场，整个灾区的物资都由这里进行分配。
我们的第一站是省前指物资组，到物资组领取救灾物资分配清单，拿着清单到交通组安排车辆，把车队带到转运站装车，然后把救灾物资运到丰南，或直接转运到各个工委、公社。
转运站在丰润火车站。丰润火车站离唐山站还有三十公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原因是唐山和丰南的火车站，因地震受损严重，还在抢修中。
今天，我们俩的任务是运送十车皮的木杆。
我和张建勋拿着物资分配清单到交通组安排车辆，再带着五十辆挂斗车，赶到丰润火车站，转眼间就到中午了。
货场上装卸工人还没来得及吃饭，就又赶上我们这个“大活”，任务紧急，不得不抓紧干，所以，每辆车装的木杆，就显得分量不足。
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那个高个子的队长示意装好的时候，我快步向他跑了过去。
“老哥，我们丰南是震中，老百姓等着震后用木杆盖简易房呢，您看，还有这么多木杆呢，再给我们装点吧。”
“你们的木杆装完了，就这么多，赶紧走吧，我们还没吃中午饭呢。”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可这十车皮的木杆，我们也得带足了啊，要不，回去也不好交待啊。”
“谁说没给你们装足，你说话要有根据。”
“老哥，这十车皮的木杆，多少份量，你老弟我还是知道的，”说着，我拿着清单在他眼前晃了晃，附在他耳边说，“这一车皮的木杆，可以装五十吨，咱就是装得不太实，也得有四十吨吧，要是差的多了，让领导知道了，也不好说啊。”
高个子队长愣了一下，随后，又朝他身后一百多名装卸工挥了挥手，示意继续装。
回到县里，我们俩把情况反映给耿主任，耿主任又和县领导进行了专题汇报。
县领导也很发愁。当时，各单位死伤人员太多，力量明显不足。后来，领导们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从丰南煤矿抽调了五十名煤矿工人，进驻丰润火车站，专门负责本县的物资装运。
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种类也非常齐全，但就是搁不住算账，一算账，就把东西“算少了”。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比如，有一次，省前指一次性分配给我县80吨饼干，八十吨，解放轻卡，一车也就是拉2.5吨，一共要拉32车。
但地震前，丰南人口是44万，减去震亡的4万人，还有40万人，平均一下，每人才能分四两的饼干，这样一算，就显得太少了。
正当全县人民紧锣密鼓的抢建过冬的简易房时，我们和省前指之间却产生了一场误会，以至于差点影响了老百姓的安全过冬。
8月底的一天，还是我和张建勋两人，去省前指联系过冬简易房材料。
谁知，对方一位处长一脸严肃的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搭建越冬简易房的各种材料，没有你们丰南的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丰南简易房才刚刚开始建啊。”
“你们的进度显示，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了，扣去你们自力更生的，当然就没有你们的了”
“这是谁报的？”我们当时又气又急。
“有人反馈给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先不要急，回去再好好计算一下。”
等我们匆匆忙忙赶回去向李佐光县长汇报完情况后，老人家睿智的一笑，说：“有些人整天坐在办公室，为了邀功，望着天花板就能出数字，咱们先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先把真实的数字核实清楚，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完成，给省前指的数字的形成报告，派专人送过去。”
没过几天，错误数字就纠正了。同时，胥各庄火车站也已经可以启用，上级批准其成为转运站，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就可以直达我县，各个公社都可以直接到转运站提取物资，大大提高了物资运送效率。
在收到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的同时，我们还收到了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捐款。
为了彰显灾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县领导决定，只接收物资，不接受捐款，也就是说，由县民政局负责，把所有收到的捐款，再按原渠道全部退还回去，同时，再附一一封感谢信。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解的问张建勋：“捐款人留下真实姓名的还好说，很多写了个笔名，比如，解为民，解爱民，这些怎么往回退呢？”
张建勋说：“这个也好办，汇款单上有汇款的邮局，我们把钱退还给汇款邮局，再由他们想法办退还给汇款人。”
“要是他们也找不到实际汇款人呢？”
“那就只能上缴当地国库了。”
此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很多人，有写信要求到这里贡献力量的，有直接赶过来，要求参加搞震救灾的等等，所有这些要求都被婉拒。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灾区群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能力。
据事后统计，我们指挥部共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27128吨，所有这些物资，共折合人民币1250.6万元。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跑上跑下，就靠着一辆长江摩托车来“打天下”，在此期间，我跑废了两条摩托车轮胎，跑坏了一双解放牌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