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堂同志上世纪60年代的飒爽英姿
李升堂其人
在唐山大地震系列的第13篇文章中，记述了原唐山机场航行调度室主任李升堂同志的先进事迹。
1977年，中央军委授予唐山机场航行调度室集体一等功。
2006年，李升堂同志入选“感动唐山十大新闻人物”，同年7月28日，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
作为航调室主任，李升堂同志不仅有扎实的飞行驾驶功底，更具备高超的飞行指挥艺术。
震后15天的时间里，他指挥了3000多架次救灾飞机安全起降，未发生任何差错，最多的一天指挥过356架次，最短起飞间隔仅26秒。
回顾李升堂同志的指挥生涯，之所以取得上述成绩，除了技术和“艺术”外，更多的，应该是他身上所具备的认真负责、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实事求是的讲，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有所欠缺的。
前段时间，有幸拜读了李升堂老人2009年写的一本回忆录，知道老人兼具扎实的文字和书法功底，内心更多出一份由衷的敬佩。
今天，我想把这些事迹通过自己的文字，呈现给大家，加入到唐山大地震的系列文章中，也力求作为中国空军当年参与唐山抗震的一个缩影，献给对此有兴趣的读者。
我在唐山这片土地上生活，却始终未能与升堂老人谋面，也是一种遗憾。但，我始终认为，我与老人家总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
升堂老人生于1936年，今年已87岁高龄。在这里，祝老人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地震记录仪
从西安地震台的记录仪
看唐山大地震的震级
有读者留言，说唐山大地震把地震仪器都给震坏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查了一下资料，还真有这样的记载。
张春生，时任西安地震台的观测员，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地震时的场景：
28日凌晨，地震观测室的警报器突然高声鸣响。我赶紧爬起来，看到DD—1地震记录仪严重失控，本应该画在记录纸上的墨水记录笔，被甩到一边。
我赶忙打开一台强震仪进行观测。这台强震仪采用熏烟方式进行记录。后来，我又更换不同的地震仪器记录，还打开了收音机，接收国际天文台信号，校对值班室的天文钟。
我又查看了另一台光记录仪，发现接收震感的吊丝，因为地震波太大，已经扭曲，相纸上根本接收不到光源，资料无法使用，但要把相纸洗出来，供以后研究。
等强震仪记录到完整的波形后，我取下卷在滚筒上的纸，同时，更换了新纸，继续记录。
取下的纸，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当时，急得不得了，因为记录纸在短时间内干不了，最后，只能我们几个人轮流用嘴吹干。
经过我们分析，得出了发震时间、震中距、方位角、震级等有关数据。
我们赶紧把资料和结果，通过钟楼邮电局的话务员，向国家地震局转达，转达时，要把数据换成密码，报告给话务员，由话务员向国家地震局发电报。
早上七点，国家地震局要求我们再次处理数据。这时候，台里的老同志也来了，大家再次分析了我的分析结果。老同志说，我上报的结果比较准确。
从警报鸣响，到向国家地震局上报，我只用了20分钟。
28日上午9时，国家地震局回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地震，震级7.8级。
后来，我才得知，国家地震局是在综合分析了四个台站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的。第一个上报数据的就是我们西安观测台，其他三个分别是：兰州、成都和四川渡口。
李升堂全家福
一场座谈会和
一次震亡遗体的寻找
7月27日上午，我接到机场通知，北京的一个科研所的几位同志下午到部队，想调研一下我们机场的有关情况。他们研究的项目是“飞行驾驶模拟器”，届时由我汇报有关情况。
当天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到机场接待室。
对方来了三男两女，一共五位同志。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机场设备、飞行训练、空中飞行驾驶技术和地面保障的情况。
汇报了大概一个小时，接下来就是交流。所谓交流，就是他们问，我答。
两位年轻的女同志问题问的相当细致。好在，我有二十年的飞行及指挥经验，我把一个个实操问题，掰开揉碎给他们讲。他们听得越入神，我也就越有兴趣，讲的越细越深。
座谈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半。
我对他们说：“这里有个军人招待所，你们几位就在这里用餐吧，这里住宿条件也不错。”
领队的刘研究员说：“市里的军部招待所，已经安排好了，不用麻烦你们了。”
我说：“几位领导客气了，在这里吃完饭，咱还可以一起去跑道上，看看那里的灯光。”
他们几位执意不肯，我只好目送他们，乘坐两辆吉普车，消失在夕阳的余辉之中。
右三为李升堂
三个多月后，我们再一次在唐山机场相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是来找同事遗体的。
上一次调研的时候，他们一行五人。这一次，他们只来了两个人。刘研究员说，有三人，在大地震中遇难。
唐山机场跑道的南面，有一片面积几百亩的空地。当时，这片空地上墓碑林立。
说是墓碑，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木牌子，上面写着部队番号和遇难者的姓名。当时，这里埋的大部分是空军军部和255医院震亡者的遗体，共500多人。
后来，按上级要求，为防止污染地下水和第二年传染病的流行，要把掩埋的遗体挖出来，进行火化处理。
我们部队负责清理机场内和附近的遗体。在清尸现场，我们再次和刘工相遇。
我们把挖出来的尸体，一排排摆放整齐，他们三人就走来走去，进行辨认。
我问研究员：“这么多遗体，你们能认得出那几个人吗？”
研究员说：“我们来的时候，死者家人提供了他们内衣裤的大致式样和颜色，有的单看牙齿，也能认得出来。”
我说：“市里军部那里找了吗？”
研究员说：“我们第一站就是去的那里，没有找到。你看，这大部分都是穿着军队绿色短裤的同志，没有我们要找的那几个人啊。”
我一时陷入了深思。
我想，如果那天晚上，他们听了我的建议，住在机场的招待所，五个人，肯定会安然无恙。因为，当天招待所里一共住了不到十个人，由于地下地质坚硬，里面的人全都跑了出来。
我又想，这样的假设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那找不到的三个人，会有唐爽“死而复生”的奇迹吗？
李升堂凝视地震纪念墙
唐爽的“死而复生”
和震后的唐山机场
说到唐爽这件事，真让人哭笑不得。
唐爽是我们部队卫生所的一名医生。当时四十多岁，工作认真负责，但，唐爽同志身体不是太好，有一点先天的佝偻。跑操时，为保持良好的军姿，唐爽经常穿一件钢制背心。
地震前几天，唐爽到255医院住院。地震时，房屋倒塌的强大冲击波，把他从病房中推了出来，这样，唐爽同志就安全的站到了医院倒塌后的房顶上。
后来，唐爽同志光着脚，跑回部队。
震后，255医院统计遇难者的姓名。
医院根据唐爽所住病房和具体位置，确定一位死者就是唐爽。后来，就把死者埋到了机场跑道南面的墓地。坟前，树起一块木牌，上书几个大字：××部队卫生所唐爽之墓。
后来，唐爽去市里办事路过此地，恰好看到了自己的墓地和墓碑，一气之下，拨出木牌，撅成几节，扔出了老远。
大地震发生后，我和家人顺利从平房里逃出。安顿好妻子和儿子，我匆匆忙跑向机场指挥调度大楼。
周围没有一点灯光。隐约中，跑过场站司令部大院，大院的围墙全部倒塌。
顾不上在那里停留，我穿过操场，跑进机场。
机场内烟尘还没有完全散去。调度大楼主体大部分倒塌。室内十几部电话、电台、指挥密语、雷达系统全部被毁。
超短波电台的音箱，被震波甩到了墙外面。
机场上的通讯、雷达、气象 、导航等专业设施也都遭到破坏。跑道南面的导航台、房屋全部倒塌。
我长出一口气，蹲下来，抱着脑袋梳理一下思路，十分钟后，对震后损失情况和影响，有了一个初步预判：
第一，机场指挥系统基本瘫痪。
第二，市电和自身供电已不能保障，全场各台、站已不能正常工作。
第三，已无法进行气象预报，飞行安全无法保障。
上图为李升堂同志当时在唐山空军机场指挥时的场景，下图为李升堂同志及其夫人
有利条件是，机场还有一条完整的水泥跑道，机场北侧的导航台和一部没被砸坏的通讯车可正常使用。
我站起身，看见于振兴、苏悦林、刘体友、赵彦彬四位同志向我走了过来。他们是机场的指挥调度人员，四个人，再加上我，就是五个人了。
指挥力量还在就是最大的资源啊，我在心里默念。
我们几个站在楼后面的小树林里。天下起了雨。五个人就那么直直的站着，谁也不说话。
刘体友说：“谁有烟啊，烟瘾犯了。”
大家互相看了看，都摇头。
我说：“体友啊，你这要求太高了吧，能穿个裤头，把命抢出来，谁还顾得上拿烟啊。”
苏悦林说：“李主任，你看这情况，咱们该咋办啊。”
我沉默了一会，对大家说：“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我去请示一下师部领导。”
我转身向机场的内场跑去。部队营区、家属区、领导机关都在内场。
天光已渐渐放亮。
我看见一位满脸灰土的中年妇女，急匆匆向我跑来：“同志，快帮帮忙吧，我们师范学院里200多名学生，都压在楼板下了。”
师范学院在市区，离这里有相当一段距离，我问她：“市里情况怎么样？”
“大部分房子都倒了，情况紧急啊。”
“我这正要找领导汇报紧急情况，这么着吧，你先到前面的营区里，问问那里的负责人，看能不能调一部分战士过去。”
机场周围受伤的群众，开始慢慢向这里聚拢。他们平时就有到部队看病的习惯。这么大的地震，又受了严重的伤，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部队。
机场上只有一个团部管理的卫生所，也就十几个人，怎么能应对如此突发的局面呢？
抢救伤员，扒挖被埋人员，恢复机场秩序，指挥飞机起降，到底哪一项任务重要，哪一个应该排到前面，马上去办呢？
我边走，边苦苦思索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