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不乱，在二十分钟里，我安排部署了
飞机起飞前的五项重要工作
（书接上文）我独自一人，在凌晨四点多的阴雨里站了十几分钟，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忽的泛起。
我快步赶到师部，找到了同样在细雨中站立的副师长王文礼同志。
“王副师长，我认为应该立即安排人到北京去，向中央领导报告灾情，争取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我单刀直入。
“说说你的想法。”
“我的建议是，越权动用外来运输机。”
王副师长没有说话，递给我一支烟，两眼直勾勾的盯着远处漆黑的天空。
我猜出了他的顾虑，接着补充说：“昨天傍晚，咱们这里来了两架运输机，一架是里——2，另一架是运——5。据我掌握的消息，里——2运输机的飞行员能够飞复杂气象。”
王副师长又沉默了。
作为航调室主任，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擅自调用外来军机，不但是越权行为，更是违反军纪的重大问题，即使在特殊灾情情况下，也必须慎之又慎啊。
“升堂同志，我去找人，你马上通知里——2飞行员，让他即刻做好飞机准备。”
过去组织飞行时，只要一个电话，几分钟过去，地面保障人员和相关车辆就能迅速到位，而现在呢？通讯全部失联，谈何容易啊！
但，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去办，时间不等人。
在机场的军人招待所里，我找到了某部里——2机组飞行员。
此时此刻，他们正站在院子中间的几棵树下，手里提着飞行图囊和飞行用具。
“李主任，有任务吧？”领航员梁世清和我打招呼。
“有一个特殊飞行任务，过一会，我们派人，乘坐你们的飞机去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唐山大地震灾情。”
还没等他们说话，我又接着补充说：“你们也看到了，此次飞行任务相当艰巨：第一，天气复杂，航路上的天气怎么样，这里不得而知；第二，对方机场，并不知道你们去降落，没有地面上的指挥和引导飞机保障。”
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研究了可能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比如，空中，无法收到对方机场航台信号怎么办？地面上无人指挥如何处理……
研究完飞行预案，我又对以梁世清为首的几个飞行员说：“情况紧急，你们必须做好飞行准备。如果本场地面保障不到位，你们要做好强行起飞的打算。如果无法到达北京，就在杨村机场降落。迫降后，由我们安排的人员，乘坐机场车辆或在机场打电话，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也要把大地震的灾情报告出去！”
“坚决完成任务！”四位同志几乎异口同声的喊出了这句话。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时间里，我又马不停蹄的完成了五件事：
第一：跑到汽车连，找到一辆飞机牵引车，把几位机组人员和招待所里某军区59023号运——5飞机上的飞行人员，带到各自飞机旁，其中，运——5飞机作为备份机。
第二：了解外场保障和机场跑道情况。跑道不影响飞行，通讯营中，有一部通讯车可正常使用。该车具备自身发电功能。这样，利用车上的超短波电台，能够建立起一部最简易的起飞线指挥塔台，以此指挥飞机起飞。
第三：安排调度员刘体友，马上到跑道北面的起飞线上待命，做好地面保障起飞工作。
第四：安排人员，检查两架飞机地面起飞准备情况。
第五：安排于振兴、苏悦林二位同志，到运——5飞机上，与机组通讯员一起，先给北京空军司令部发一份电报，报告唐山地震的消息。
灾情，人命与天气，军纪，孰轻孰重？
紧急情况下的果断抉择
等我赶到运——5飞机上时，于振兴、苏悦林两人已把电报稿起草好，刚刚交给机组通讯员，但，电报稿里的“地震”两个字，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通讯员平时飞行用的都是航线、高度、天气等词汇，从来没有用过“地震”这个词。
后来，经过研究，用一个别的词汇，代替了“地震”这个词，变通着，把这封电报发了出去。
发完电报，我就在想，既然可以用飞机电源发报，那么，飞机上的话台，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用话台与北京空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不就可以直接报告了吗。
后来，我又仔细一想，这样做行不通。飞机上使用的是超短波电台，而报台使用的是短波电台，二者不能兼容。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与当时空中正在飞行的飞机取得联系，由飞行中的飞机，将信息“转播”到北京去。
“咱们可以先试一下，”我和于振兴他们几个说。
我试着向空中呼叫，用密语向空中喊道：“我是唐山，上空是否有经过我区域飞机，请回答。”
接连呼叫两次后，我收到了空中传来的答复信息。
我用密语询问，那架飞机的起降地点和执行的具体任务。
机上飞行员回答：从东北某某地起飞，到南方某某地，执行某某任务。
我说：“唐山地区发生特大自然灾害，人员伤亡惨重，情况紧急，请求援助，因地面通讯中断，无法与上级联系……，请转告空军司令部。”
空中的飞行员立即呼叫空司，并转告了上述内容。过了一会，空中飞行员通知，空司已收到上述消息。
通报了简要信息，却无法将详细情况汇报给北京。
要达到报告地震中心和迅速求得支援的目的，还得派人飞到北京去，这是无法忽略，也不能忽略的一个最重要环节。
我又跑到里——2飞机那里。机组人员正在进行飞行前的检查。
平时起飞，需要准备各种车辆，如，冷气车、氧气车、电瓶车，现在都没有了。地面人员检查飞机时，只能用机上电源进行检查，具体说，就是启动飞机发动机，通过发动机的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用自身电源检测液压、冷气和电器系统的运转是否正常。
飞行人员已来到塔台起飞线上，机场安排的两名汇报人员：某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军务参谋张宪仁，都已到达。
因为地震后通讯中断，机场的气象值班员不能和上级气象部门沟通，无法得知航路上的天气和降落机场的天气情况。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为要紧的是：到现在，连我也无法预测飞机能不能飞到北京去。即使飞到北京了，到底应该在哪个机场降落还不能确定。
黎明前的唐山机场，夜色朦胧。
雨还在下着，地面的能见度不足1000米，云高不足150米。正常情况下，以这样的天气条件，飞机是不能起飞的。
思索再三，我决定安排里——2飞机高永发机组，按事前研究的方案起飞。
航行调度员刘体友匆匆跑过来对我说：“李主任，我是你的下级，但，有个情况我要提醒你。如果飞机起飞，这就是一次上级未予批准的飞行。我想，你应该比我明白，你的行为将会违反《飞行基本准则》和《转场飞行条例》，还有，你擅自动用外来军用机，已涉嫌违反军纪。”
我沉默了一会，点点头，对刘体友说：“谢谢你的提醒。”
此时此刻，千言万语已汇成澎湃波澜，在我的心中激荡。
我想对刘体友说，我是一个飞行出身的干部，受过严格训练。
过去，我在飞行时，连在飞机座舱里打开电门的顺序都是一丝不苟。
但是，作为一名航调室主任，我刚才亲眼见到了唐山师院那位中年老师的苦苦求助。我知道的是，有二百多名学生埋在了废墟中。
我不知道的呢？唐山地区几百万的老百姓，又该有多少人，此刻，正被震后的魔鬼痛苦的折磨着。
早一点把消息送出去，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与这些人的生命相比，我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里，我突然板下面孔，神情严肃而又斩钉截铁的对航行调度员刘体友下达了命令：“令里——2飞机机组立即起飞!
由于飞机无法实施接收塔台指令起飞，刘体友亲自跑向梁世清机组，下达了飞行指令。
朦朦细雨中，轰鸣的马达声打破了震后唐山机场的沉寂。
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的升起，里——2飞机缓缓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加速前行，不久即腾空而起，冲破层层雨幕，飞到茫茫苍穹中。
刘忽然VS李玉林
谁，才是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第一人”？
钱刚所著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描述了开滦煤矿干部李玉林同志的先进事迹，认为是李玉林把唐山地震的消息，第一个报告给了党中央。我在这个系列的第六篇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说法。
但，参照李升堂主任的回忆录和1996年7月，刘忽然同志接受《南市报》采访的相关报道，上述说法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刘忽然同志才是“第一人”。
下面，就把这件事情简述给大家。
刘忽然，1937年出生，1956年入伍，1976年5月，任空军某团副政委。
1976年7月27日晚，刘忽然带领几名飞行员，进行夜间飞行演练。按计划，原定飞行到28日凌晨后。因天气原因，于27日晚间11时，提前结束了飞行训练。
地震发生后，刘忽然和参谋张宪仁、领航员高永发，承担起飞往北京报告灾情的光荣任务。
28日早晨6点50分，里——2飞机起飞。
在飞机上，刘忽然请高永发将飞机降到800米左右的超低空，在市区上空盘旋一周，查看一下震后的大致灾情，以便更好的向中央报告。
7点05分，信号畅通，刘忽然请机长向北京报告了唐山灾情，并提出实施紧急援救的请求，比后来李玉林的报告，整整早了两个多小时。
7点20分，飞机飞至天津杨村机场上空。由于天气原因，几次迫降均告失败。
机组将在杨村机场迫降失败的情况报告给了“北空”，
“北空”命令其直飞南苑机场。
7点40分，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在南苑机场调度室，刘忽然用电话，直接向空军司令部首长报告了灾情。
空军司令员马宁，要求他们乘机场的面包车，直接到国务院报告，即，从新华门北门进入，马宁同志在国务院办公室等候。
上午9点15分，一辆摩托车拦在面包车前面。刘忽然遇到了前来报信的开滦煤矿干部李玉林。李玉林因为迷路，将摩托车拦在了面包车前。于是，两股人马，合并为一队前行。
在向国务院几位副总理汇报时，刘忽然提到，唐山北郊的机场还可以使用，同时，提供了唐山以及附近地区驻军情况，为火速调集部队，支援唐山赢得了宝贵时间。
记者后来问刘忽然：钱刚在《唐山大地震》中，对你只是一笔带过，李玉林成为报告灾情的“第一人”，对此，你作何感想？
刘忽然哈哈一笑：“多多宣传工人阶级，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提不提到我，我都不会在意。我关注的是20年来（采访时间为1996年），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大力建设，一个新唐山已经崛起，这使我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