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讲述1940年3月至1940年7月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
引言：新四军是似乎是一支正在逐渐被遗忘的军队，他们曾经在华夏大地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故事，应该永流传！
1940年3月，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发动的反共高潮被击退后，根据新四军与八路军即将在华中地区连成一片的情况，调整反共方向，把注意力从华北地区转向华中地区。
经过考虑与取舍，制定出将新四军压迫至长江以南地区以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南调”图谋。
面对国民党反共重心的转变，中共根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积极应对，选取苏北地区作为打通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突破口，
将“挺进苏北”作为打破国民党“南调”图谋的中心环节
。据此，国共两党在长江以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交锋。
总体而言，此次国共江北交锋以中共的胜利而暂告结束，国民党运用主动“进剿”的方式，不仅没有达到将新四军全部压迫至长江以南地区以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目的，反而使中共通过自卫反击的方式，使江北新四军在皖东地区站稳了脚跟。
中共尽管初步实现了从鲁南、皖东、苏南地区，即北、西、南三个方向对苏北地区的合围之势，而且使苏南新四军北渡长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进入苏北地区，但皖南新四军的转移问题初见端倪，进展颇为不顺，埋下了隐患。
国民党处理新四军问题的图谋选择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豫、皖、粤、闽、浙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而后下设四个支队。
从1938年4月起，新四军各支队陆续集中整训完毕奔赴华中抗日前线，军部移至安徽宣城泾县，第一、二、三支队活动于长江以南地区，第四支队活动于长江以北地区，配合国民党军队，英勇抗击日军。
但是，华中地区一直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国民党决不会放任中共军队在这一地区自由活动，而国民党开始考虑通盘解决新四军问题，是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之后。
在此之前，国民党对新四军的主要手段是设置种种障碍，在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同时力图对其进行瓦解与收编，
比如任命党外人士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坚持新四军归第三战区指挥、迫使新四军取消政委制度、在新四军中设立联络参谋制度、控制新四军编制与划定新四军活动区域等。
在此之后，国民党则开始积极寻求办法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问题。
八路军挺进山东与新四军问题的凸显早在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即在华中地区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
随后，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从1938年底起，八路军第一二〇、一二九、一一五师分别向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与山东地区挺进，协助当地军民扩大抗日根据地。
关于八路军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王稼祥于1939年1月13日致电周恩来等并告朱德、彭德怀，指出在目前国共磨擦较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情况下，八路军“可暂缓去华中”，但八路军“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再次表明了大力发展华中地区的决心。
其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经过几个月与日军的艰苦作战，逐步在山东站稳脚跟的同时进至鲁南地区，为打通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的联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地缘上来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所在的鲁南地区毗邻新四军游击支队所在的豫皖苏交界地区，再往南即是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所在的皖东地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所在的苏北地区，八路军南下华中与新四军连成一片已近在咫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蒋介石明显感受到中共势力的急剧扩张即将给国民党的统治带来的严重威胁，其在1939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党窜入鲁西南，乃图打通其冀鲁皖，与新四军联系之大阴谋”。
由于山东属于敌后地区，国民党军队数量较少、实力较差，对活跃于山东地区的八路军难以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在认为抗战终将取得胜利的同时，已经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的问题。
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有南京、上海、武汉、徐州等重要城市与战略要点，而且物产富饶、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是国民党政府曾经统治的核心区域，因而蒋介石决不会容忍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一直活跃在这一地区。
正如陈诚在得知皖南事变发生后所说：
“蒋委员长看问题是看得很远的，皖南离首都很近，如果现在不把它干了，等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就威胁南京，后患无穷”。
顾祝同在回忆录中也写道，若是不把新四军消灭，“那我们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共军的扰乱，其情况必将不堪设想”。因此，国民党若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共势力遍及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的问题，还是要从新四军方面入手。
针对这一问题，国民党考虑的图谋主要有两个：一是“北调”图谋，即直接将新四军全部调赴华北敌后地区，通过划分作战区域的方式，彻底清除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势力，但这一图谋的缺陷是可能会使中共的军事力量更加集中，在华北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
二是“南调”图谋，即坚决将新四军的势力范围限制在江南地区，先确保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之后再伺机将新四军消灭。
这一图谋的弊端在于江南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离南京、上海很近，国民党若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合适的时机将新四军在江南地区予以消灭，把新四军限制在这一地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来看，国民党最迟在1939年6月就已经对将新四军全部调赴华北敌后地区的“北调”图谋进行过考虑，因为陈毅在1939年6月19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经询问过国共两党是否划分区域的问题。
指出当前“国党正在宣传新四军开往华北”，而且蒋介石在同年5月11日的日记中指出国民党将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作为“抗战到底”的对日政策，是根据“共党必争河北地盘，与倭寇一时不愿放弃河北之形势”而提出的。
那么将新四军“北调”使中共与日军在华北地区相互消耗自然也在国民党的备选计划之内。
对于“南调”图谋，国民党也在考虑之中。早在1939年3月31日，蒋介石根据叶挺拟在江北地区“暂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以方便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电报，原本同意了新四军在江北地区设立指挥部的请求。
然而，由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至鲁南地区目标直指华中，以及新四军在江北地区迅速发展并且与国民党军队的磨擦日益加剧，蒋介石于同年9月改变了主意，致电顾祝同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一律“南调”，以达到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阻止八路军与新四军打通联系的目的。
1939年9月20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明令新四军江北部队“撤回江南京、芜附近该地区境内担任作战”，次日又根据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东进北上至苏北地区的情况，下令禁止新四军各支队东进，“非有本部命令，不得擅进金、镇线以东地区活动”。
10月22日，顾祝同正式划定“镇江、句容、溧水、高淳、南京、江宁、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十一县”作为新四军的活动范围，随后于翌年3月5日再次明确新四军的活动区域。
即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活动区域是“高资、石马庙、东昌镇、行香镇、南镇街、上马场以西，溧武公路、石臼湖以北”，新四军第三、第四支队的活动区域是“水阳、湾芷、南陵、铜陵以北，扬子江以南以东地区”。
同时强调“非有命令，不得越境”，实际上是力图将新四军全部限制在江南地区的狭长地带，进一步压缩新四军的活动区域。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调集军队不断向新四军施压，蒋介石于1939年11月8日更是下达密令，指示国民党部队若发现未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批准的新四军部队“着视匪伪即立予剿办，以遏乱萌”。
三天后，第三十一集团军一个团以及确山、汝南等县常备队突然围攻位于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制造竹沟惨案，杀害新四军伤员以及抗日群众二百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与晋察冀边区问题上，磨擦中心尚在华北地区，因而暂时没有对新四军问题制定出完整的行动方案，究竟采取哪一种图谋，仍在考虑之中。
“南调”图谋的提出1940年3月，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基本击退。
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参与磨擦的主要力量除胡宗南部以外，大多为地方实力派军队、杂牌军与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不是很强，虽然有着较为周密的反共计划，主动挑起磨擦。
但由于中共在华北地区发展充分、组织健全、群众基础牢固，军事实力更是不弱于国民党，使国民党在此次反共高潮中没有占到多少便宜，难以实现反共的战略目标，因而不得不承认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较为巩固的事实。
然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并不甘心，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反共的失败使其更加认识到必须尽快对中共采取措施，以防止中共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反共呼声更加高涨。
由于华北地区属于敌后地区，国民党整体实力不占优势。有鉴于此，国民党很快调整反共方向，把注意力从华北地区转向自身实力占据较大优势的华中地区，从八路军转向新四军。
关于处理中共问题的一般性原则，蒋介石在经过反复权衡后，此时也大致确定了下来，其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共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律，奉命令”，“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坏统一与抗战，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
在坚决限制中共势力范围的原则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3月22日制订《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正式提出“南调”图谋。
即“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从而“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
对于这一方案，蒋介石因为担心日军趁国民党大举剿共的时机发动进攻，对调集国民党正规军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持谨慎态度，但同意方案中将新四军围堵在江南地区的总体目标。
同时在方案的附记部分作出批示认为，方案中的“进剿”方式“不可用长期计划”，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与之一网打尽”，实际上批准了这一行动方案，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中下定决心“不以苏俄与倭寇之关系，受其制胁”，准备采取行动以“制服”中共。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何应钦更是将方案中的“异党”改为“伪军伪组织”，将“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改为“南北伪军”。此外，陈诚也于3月24日上书蒋介石，建议对中共应“制其机先，自居主动，务以斩钉截铁之手段，严正明白之步骤，断其妄念，迫其就范”。
国民党高层对中共的敌视与疑惧，可见一斑。在下定决心将新四军围堵于江南地区，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后，蒋介石于3月25日致电顾祝同，要求其督促新四军遵守去年9月的“南调”命令，“将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
3月2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指出“鲁南八路军及彭雪枫部盘踞泗县、灵、宿及宁、蒙边境”，在皖东地区基本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
并且声称“江南异党尽数调过江北包围无为”，请求蒋介石严令新四军“速开江南岸”。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蒋介石立即于3月28日致电李品仙、韩德勤，要求其按照《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对新四军进行大规模“进剿”，“协力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同时下达了行动要领，即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向倭寇较多之地区压迫或一举消灭，若半月之内未收到预期效果，则暂时撤退再准备第二期进剿。
与此同时，顾祝同还制定了进攻位于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的计划，部署重兵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同时加强了在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一线的兵力，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部队与苏南部队的联系。
其在4月2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指出，除运用武力压迫新四军江北部队移回江南地区外，应“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对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包围，防止江北部队不遵命南调与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必要时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
三天后，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此外，国民党第三战区在4月17日前后与新四军的谈判中，以“今后战区作战重心在苏南与浙西”为由，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苏南敌后地区的条件，实际上是企图将新四军集中至日军力量强大、“扫荡”频繁的狭小敌后地区，借日伪之手将新四军予以消灭。
至此，国民党处理新四军问题的“南调”图谋已基本成型，也是国民党此后制造皖南事变的一次预演，并且为随后国民党对共总体图谋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这一“南调”图谋的总体目标是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即将打通的联系，主要思路是在江北地区，运用武力压迫新四军江北部队向南渡过长江。
在江南地区，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层层包围当作筹码随时准备予以制裁；最终把新四军全部围困在苏南敌后的狭小区域，配合日伪军的“扫荡”，伺机将新四军加以消灭，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