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1859-1919)，晚清文学家、藏书家、诗人，是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市)人。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别号不回山民、孤庵、病翁、浪游词客、葵霜、藏山、藏叟等;室名有耻堂、葵霜阁、栖凤楼、抗愤堂等。
光绪二年(1876)，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入菊坡精舍，问学陈澧。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中法战争时，曾因弹劾李鸿章而被连降五级 。1885年，离京回粤，次年三月由两广总督张之洞所荐，任丰湖书院院长。1887年，调长端溪书院。1888年，调长广雅书院。1891年，由张之洞荐长岳州书院。1897年，辞岳州书院院长，不久又任钟山书院院长，两湖书院院长 。后任汉阳知府，调武昌府，累迁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等职 。后任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被授予”毓庆宫行走”。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
梁鼎芬少失父母，寄养姑家。曾就学于五品卿菊坡精舍院长陈澧门下，并得其舅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教诲。光绪三年(1877年)18岁时中顺天乡举人。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娶湖南龚姓才女为妻;光绪九年(1883年)授编修。性刚直，屡劾权贵。在中法战争中，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味主和，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指责李鸿章与法国议约时在中越问题上处理失当。梁鼎芬却因此疏开罪慈禧，以”妄劾”罪，被连降五级，到太常寺去做司乐小官，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愤而辞官。出京时付托妻子与文廷式，后来文龚二人有染。
南归后任广东惠州丰湖书院院长。适张之洞督粤，聘其为肇庆端溪书院院长。翌年，广雅书院开馆，梁鼎芬又受张之洞之聘，任广雅书院首任院长。后一直得到张之洞赏识与庇佑，张之洞调任湖广、两江总督，梁鼎芬皆主讲于两湖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梁嗜食鱼翅，张之洞举办宴会时，必准备鱼翅一大盘给他大快朵颐。张之洞死后，梁鼎芬亲往送葬至南皮。一路上痛哭失声，响彻云霄。送殡完毕后，梁在张宅门前徘徊多时，不忍离去。文廷式死后，前妻龚氏生活拮据，梁鼎芬送她三千两银票。
辛亥革命后，闲居上海，以遗老自居。曾在陈宝琛的推荐下，做过溥仪的老师。后又积极参加张勋复辟活动，复辟失败，梁鼎芬病忧交加，于1919年11月14日在北京病逝，葬在崇陵右旁的小山上。临终前，他遗言不可刻其诗集:”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卒后由亡清赐谥”文忠”。
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丰湖书院建楼三楹，名”丰湖书藏”，使书院藏书有4万余卷，是广东著名的书院藏书之一，并订有《丰湖书藏四约》，其他各书院也纷纷仿效建有藏书楼。他捐书给镇江”焦山书藏”藏书有1 092部。光绪末年，湖北省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的相继建立，使他产生了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想法，于1911年在家宅广州大东门内榨粉街93号太史第成立”梁祠图书馆”，所藏者十之八九为旧学书，十之一二为新学书 。订有规程23条及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约，开放给各地学堂学生使用。他的私人藏书亦达10余万卷，藏书处有”葵霜阁”、”千钩堂”。藏书不重宋元旧椠，而以丛书、清人文集、地方志较多，尤以湖北的方志尤为详备。史传他拒绝收藏袁枚、龚自珍的作品。藏书楼名颇多，有”栖凤楼”、”毋暇斋”、”寒松馆”、”敝牛斋”等。1919年梁鼎芬去世后，其子将所存藏书二万余册，捐给了广东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数量相当于当时省馆藏书总量的两倍。
梁鼎芬生平喜读书，性嗜酒，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康有为常有诗书往来。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有《节庵先生遗诗》及续编、《节庵先生遗稿》及剩稿、《节庵先生扇墨》等行世。
书法特色
梁鼎芬书法初学柳公权、饶爽健刚劲之气。中年后兼取法黄山谷、褚登善，细筋入骨，撇捺加长行书七言联，笔道细而劲，极富创造性，风骨棱棱，颇如其人。近代简经纶评介其书法:”秀雅绝伦。” (见《琴斋论书》一文载《广东文物》)。王森然对其诗评介:”工于为诗，清辞丽句，机抒自秉，非近代摹宋诸家所及”，又评其书:”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见《近代名家评传》)。麦华三评其书:”笔力则力透纸背，而墨彩则凸出纸上，透逸之气，扑人眉宇，匪唯用笔之精，兼得用墨之妙” (见《岭南书法丛谈》一文载《岭南书论》上卷)。陈永正以为:”梁氏书法，最佳者仍是他的信札，随意写成，流利飘逸，行书中有草意者尤为杰出”(见《岭南书法史》)。观其作品，用笔多用侧锋入，斩钉截铁，起笔干净利落，精熟练达，瘦劲古雅。晚年曾留下”我生孤苦，学无成就， 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世也”的多次遗言，故其真迹传世甚少。
梁鼎芬生平喜读书，性嗜酒，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康有为常有诗书往来。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有《节庵先生遗诗》及续编、《节庵先生遗稿》及剩稿、《节庵先生扇墨》等行世。
梁鼎芬书法初学柳公权、饶爽健刚劲之气。中年后兼取法黄山谷、褚登善，细筋入骨，撇捺加长，笔道细而劲，极富创造性，风骨棱棱，颇如其人。近代简经纶评介其书法：“秀雅绝伦。” (见《琴斋论书》一文载《广东文 物》)。王森然对其诗评介：“工于为诗，清辞丽句，机抒自秉，非近代摹宋诸家所及”，又评其书：“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见《近代名家评传》)。麦华三评其书：“笔力则力透纸背，而墨彩则凸出纸上，透逸之气，扑人眉宇，匪唯用笔之精，兼得用墨之妙” (见《岭南书法丛谈》一文载《岭南书论》上卷)。陈永正以为：“梁氏书法，最佳者仍是他的信札，随意写成，流利飘逸，行书中有草意者尤为杰出”(见《岭南书法史》)。
观其作品，用笔多用侧锋入，斩钉截铁，起笔干净利落，精熟练达，瘦劲古雅。晚年曾留下“我生孤苦，学无成就， 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世也”的多次遗言，故其真迹传世甚少。
晚清第一幕僚
将梁鼎芬誉为“晚清第一幕僚”根本不算言过其实，因为不管是当代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孤露与晚清》，还是《清史稿》中对于梁鼎芬的评价都很高，如果这些还没有说服力，那他毕生辅佐的张之洞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严格讲，张之洞也属于晚清士大夫，虽然他属于“权势型”，但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根深蒂固。他一生热衷改革，还多次支持康有为等人，这些都会和慈禧的执政方针产生无可避免的冲突，这样的人，没几个能全身而退的，可是，纵观张之洞的官场生涯，他却总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这最大的功劳应该就是得到了梁鼎芬。
大“愤青”梁鼎芬
梁鼎芬生于1859年，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字星海，号节庵，别号不回山民、孤庵、病翁等。他和传统士大夫一样，是通过科考才步入仕途的，光绪六年，梁鼎芬22岁，中进士，授编修，这种职位还算是“铁饭碗”，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枯燥无味，这对于有着浓厚“愤青”思想的梁鼎芬来说，自然是一种束缚，况且，梁鼎芬还有着士大夫“忠君爱国”的思想，一心想“为君分忧”，所以，安逸了五年后他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什么是愤青？简单来说就是对所有看不惯的人或事总要进行干涉的人。梁鼎芬是愤青，但是他却“愤”错了对象，他瞄准的是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李大人。光绪十年（1844年），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告终，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简明条约》，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引来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当时李鸿章位高权重，深得慈禧信任，别人摸摸顶戴和脑袋，还是忍了下来，可血气方刚的梁鼎芬不行，他上奏光绪弹劾李鸿章，可是奏折被慈禧看到，一个小小的编修竟然敢这么做，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她雌威大发，直接把梁鼎芬连降五级，扔到太常寺去管理乐器。
《清史稿》二百五十九卷记载：“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常人的自尊心强，愤青的自尊心更强。梁鼎芬哪能受得了这个？不干了，辞官！离开前还自嘲般专门刻了一方印，上写“年二十七罢官”，可见这件事还是给梁鼎芬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梁鼎芬走了，后来有人在广东旅游时看到过梁先生，背上还背着一筐书，很悠闲。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官场不得志，归隐山野，安心学术，可是这时出了一个谣言，那就是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是故意而为，故意就故意吧，还偏偏说成是为了“辟祸”，因为梁鼎芬让好友李文田为他卜卦时，预测他只有5年的命，除非故意去招惹一件祸事，才能安然度过。眼看五年大限将至，梁鼎芬一个读书人能招上门大祸。思来想去，就弹劾一下李鸿章，虽然被降五级，可是命总算保住了。
这应该是李文田为了宣传自己的占卜术而生出的传闻，梁鼎芬知道后根本不介意，依然读书、吃饭、睡觉、教学，悠哉悠哉，直到张之洞邀请他出山，抑或是没有机会，这一时期的梁鼎芬充其量也是最原始的“士大夫”，心比天高，无奈，命比纸薄，怀才不遇
“国士级”幕僚
1886年4月，张之洞力邀梁鼎芬出山担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1887年，转任肇庆端溪书院主讲，之后又任广雅书院院长一职；1894年，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聘梁鼎芬为钟山书院山长；1895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将梁鼎芬留在身边，正式成为一名幕僚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梁鼎芬对于张之洞的知遇之恩也是涌泉相报，遇事总是尽心竭虑为其出谋划策、推波助澜，张之洞能在风雨飘渺的晚清站稳脚步，梁鼎芬功不可没，而两人间的配合也是相得益彰，《张之洞家书》中也记载，张之洞每每遇到大事，必亲自到梁鼎芬房中咨询，经常谈到深夜，两人对这种交流方式也习以为常。
张之洞将梁鼎芬看成“国士”，国士是指为国效力的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是他们的特点，保皇是他们的标签。士大夫们遵循的理念就是“欲使国家富强，首先须稳定皇权”，皇帝永远是这些人的优先考虑，而且，只要他们在龙椅上坐着，那他们就永远是对的。
维新运动中的博弈
梁鼎芬担任张之洞幕僚时，中华大地发生了两件影响长远的事，一次是光绪的“百日维新”，一次是庚子年的义和拳运动。在这两次变革中，梁鼎芬“晚清第一幕僚”的称呼得到了公认
和维新派的“蜜月期”
维新运动之初，梁鼎芬和张之洞在谈及维新人士时，一致认为他们的做法虽然“不按套路出牌”，但是，目的依然是“强国、救国”，对国家而言利大于弊。梁鼎芬和康有为是同乡关系，所以，他就将其推荐给张之洞。
1895年，康有为想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张之洞也在积极寻找救世之道，看到两人的共同点，梁鼎芬就邀康有为到江宁拜会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心情不好，因为爱子刚刚溺水身亡，所以，他对康有为也并不热情，只不过在数次深谈之后，张之洞心情开始好转，可能他从康有为的言谈中看到了大清的希望吧。康有为离开时，在梁鼎芬的劝导下，张之洞资助了康有为5000两银子。
梁鼎芬和康有为、乃至康有为和张之洞的交情并不是酒肉朋友，而是一种“相见恨晚”的共勉，几人都是晚清士大夫，都怀着强国之梦和忠君之心，都想掀起波澜改变满清的孱弱，正是这种“惺惺相惜”，梁鼎芬和张之洞对于康有为的支持才不遗余力。
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总会遇到阻力，商鞅、王安石皆是如此，康有为在没有得到光绪认可之前也是这样。1896年1月，这是维新派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守旧派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方书籍，北京强学会被查禁，而上海的强学会刚刚成立，康有为等人的处境很不乐观。于是，康有为玩起了“擦边球”，不办强学会，改印报纸《时务报》，传播的还是那些内容。可首先面临的就是经费问题，康有为再次联系梁鼎芬，在梁鼎芬的劝说下，张之洞又给了康有为等人一笔钱，在他们的努力下，《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
冲突期
可是张之洞和梁鼎芬与维新派也开始出现分歧，维新派提倡的“废旧建新”被他们认为是“间接谋反”，他们推崇的还是皇帝主导国家。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维新派“大刀阔斧”的“废除”势必会动摇大清的根基，而后来光绪的“百日维新”被平息，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应该是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冲突点，康有为等人对于西方国家的变革有着深入了解，但是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梁鼎芬和张之洞却知之甚少，他们认可西方的优点，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认为这些优点不应该来改变中国的现状，而应该是服务于现状。
观念上已经出现分歧，摩擦肯定难免，尤其是《时务报》的刊文越来越直白，将“民权”大书特书，这让梁鼎芬忧心忡忡，多次写信给康有为、梁启超：“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记载于《世载堂杂忆》）。1898年，康有为等人组织“保国会”，他在给梁鼎芬的信中声称已经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强国不再是梦；还指出，此时中国若不改变，亡国灭种立可待也。
梁鼎芬突然之间开始迷茫，他固守的士大夫思想是不允许撼动皇位、皇权的，可现在身居皇位的光绪却开始支持这种“颠覆皇权”的变法，大清的出路究竟在哪？
之后光绪帝宣布实施变法，可变法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广到足以让“退居二线”的慈禧产生不满，势单力薄的光绪和实权在握的慈禧之间开始出现矛盾。最早闻出这丝火药味的还是梁鼎芬，他劝张之洞尽快表明立场，要坚定地站在慈禧这边。张之洞很犹豫，他是“洋务派”人士，也一直支持、赞助了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他也认为只有变革才能救中国，可现在突然让撒手不说，还要唱“反调”，他很难决定。梁鼎芬依时论势，让他明白了光绪和慈禧的悬殊，还断言了康有为等人的结局，如果还不及时和维新派划清立场，将来势必会受到株连。
在梁鼎芬的再三劝导下，张之洞才决定开始“表忠”：
他先是将自己参与过、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一子之差，天壤之别，从推崇变法转眼就变成了倡导忠君爱国、遵经守道的说教；同年10月，梁鼎芬等人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呈慈禧御览，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与此同时，张之洞创办了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当然，这一切的负责人就是梁鼎芬。一连串动作下来，再加上梁鼎芬一流的文字功底，张之洞不但洗去了“维新之嫌”，还成为拥护祖制的代表，受到慈禧的褒奖和赏赐，也只有张之洞明白，若不是梁鼎芬提前入手，慈禧在收拾了“戊戌六君子”之后肯定会将矛头对准自己，一念之差，险些碾成大祸，他对梁鼎芬的敬重更深一层。
义和拳运动中的抉择
1900年的庚子年，应该是近代历史中最屈辱、也最不堪回首的一年。义和拳运动引发的“庚子国难”至今依然让人心有余悸，作为朝廷重臣的张之洞肯定也很难置身事外，我们只知道他的“东南互保”，却不知他差点“独立”
1900年，借着义和拳之乱，他的得意门生唐才常成立了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并劝说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立，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没有表态，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他只是在观望，观望当时全国的局势，若有人带头，指不定当时张之洞还真敢“独立”。梁鼎芬得知后，急忙来劝：“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记载于《张之洞幕府》）
最终，张之洞听从了梁鼎芬的建议，在英国人的配合下抓捕了唐才常等人，这一决定，也让张之洞在朝廷的地位更加稳固。这难道不是梁鼎芬的功劳？
二度入朝
梁鼎芬在张之洞手下如鱼得水，而张之洞在梁鼎芬的辅佐下也是一帆风顺，可是张之洞知道，将梁鼎芬困在自己府内确实屈才，于是，就上奏举荐梁鼎芬。此时的梁鼎芬早已不是当年默默无闻的书生，在张之洞麾下，梁鼎芬的名字早已传遍官场，现在又加上张之洞的保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梁鼎芬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朝廷赏加二品衔。
按照惯例，梁鼎芬是要入宫谢恩的，这对于没有见过皇帝和慈禧的官员来说绝对是莫大的荣耀，可是梁鼎芬却注定是那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又去向慈禧上奏弹劾，而这次弹劾了两个人，一个是正在得宠的庆亲王，一个是袁世凯。结果可想而知，又被已经年迈的慈禧下诏“苛责”，梁鼎芬失望至极，以年老体衰为由请辞，慈禧立刻恩准。
梁鼎芬一生最大的官位就是这个布政使，可还没上任就又遭此变数，时也？命也！他的官场生涯算是彻底结束，对于一个以“士大夫”自居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梁鼎芬自然要奔赴京城进行悼念。当时张之洞以军机大臣身份入阁管理学部事物，可梁鼎芬并没有取拜访他。张之洞也没在意，他知道拿是梁鼎芬不愿引起别人误会、给他带来麻烦。多年的相处，他们两人已经不需要官场的那种客套了。第二年，张之洞去世，梁鼎芬亲自送葬至原籍南皮，在发丧路上，梁鼎芬的哭声盖过了所有人，那种悲痛之情比张之洞的子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的泪，也许是为了张之洞，也许，他也是在为自己而哭，因为世上再也没有值得他秉烛夜谈的人，也再也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了……
“无赖”梁鼎芬
张之洞去世了，梁鼎芬还活着，可他还是消停不下来，因为还有很多未了之事。光绪帝，这个让他失望透顶的人，始终都是他的心病。
众所周知，光绪和慈禧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所以，直到溥仪继位后才为光绪帝建陵。梁鼎芬自荐，成为主持陵墓工程的官员，从此他吃住都在停放光绪梓宫的暂安殿，每日朝奠于梓宫前，风雨不改，那时，他的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他还坚持着。
民国二年（1913年），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棺椁“奉安”，就是盖棺，不少大清时期的官员都前来祭拜，时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的孙宝琦就因为没有穿清朝官府被梁鼎芬骂的狗血喷头；在地宫门即将封闭的时候，梁鼎芬还有“陪殉”的冲动，幸好被一群人给强行拉了回来。
光绪陵完成后，陵园的绿化没有“达标”，因为在雍正年间的《大清会典》中对于皇帝陵园的绿化标准给出了规定，嘉庆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不管谁继位，都会履行这个规定，可是，光绪帝之后就是溥仪，溥仪没几天就下台了，光绪陵园的绿化也就被耽误了。梁鼎芬认为这是自己唯一能为光绪办的事，所以，不顾腿疾，四处奔波要钱绿化，可得到的回应就是“没钱”。
梁鼎芬把自己身家全部变卖，用以购置树苗，可与目标还是相差甚远，他就想了个招，订购了几百个陶瓷瓶，冬天下雪的时候到陵园去灌满雪封起来，并美其名曰“崇陵雪水”。然后找以前大清时期的官吏和富商，用雪水换银子，不给还不行，隔三差五就到府上要钱不说，还会被梁鼎芬痛骂，他那口才骂起人来无所不用其极，很多人为了避免麻烦都是很“大度”地捐出银子，在梁鼎芬“无赖手段”的作用下，很快就筹措够了资金，两年为光绪崇陵栽树40600株，完成陵园的绿化
1917年，张勋复辟，当时梁鼎芬已经卧床多日，却不顾身体安危，强打精神，以清室代表的身份前往总统府让民国总统黎元洪“奉还大政”，可谁知，“大政”未还，张勋就被黎元洪赶出了北京，也让梁鼎芬的希望再次破灭
1919年，梁鼎芬拖着那条花白的发辫告别了人世，溥仪赠其谥号“文忠”。梁鼎芬去世前，让家人烧去他的所有创作，就好像他从未到过世间一样。
溥仪之师
梁鼎芬是近代著名诗人，他与曾习经、黄节、罗瘿公并称为“岭南近代四家”，著名诗人陈三立、沈曾植、康有为等，都是他交往颇深的诗友。梁鼎芬满脸大胡子，给人以豪放的印象。但他的诗歌却字字含情，句句蓄泪，笔端尽露婉约之风。研究清诗的著名学者汪辟疆给他一个评语：“其髯戟张，其言妩媚。”学者李瑞清在《诗品》中评价他：“据其为人，窃以其诗必多雄伟慷慨之辞，然婉约幽秀，如怨如慕。”
说到梁鼎芬，现代的人知道他的已经不多了。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三位（中文）师傅之一。在一九一五年，因为另一位师傅陆润庠逝世，由陈宝琛推荐，以梁鼎芬补上，次年他就成为赫赫的“帝师”了。后来和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同为“帝师”的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中就记载着梁鼎芬的身影。庄士敦的说法，应该是“实录”。可见梁鼎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依然入宫授读。
梁鼎芬是不折不扣的“遗老”，当辛亥年（1911）十二月二十五日，亦即清廷逊政之日，他“即日穿孝，终身如此”。除此，他还学着前人的风雅，准确地说是节义，做起一件当时极其轰动的事来——“庐陵”。
所谓“庐陵”，便是在皇帝陵旁结庐居守。周黎庵（周劭）对此便说过：“梁鼎芬以一个草莽小臣，跟清德宗光绪帝似乎生前不会有过什么接触，但一九〇八年光绪去世后，却独个儿到梁格庄陵去守居了三年。他以一个三品微秩的汉族小臣而能做出这样愚忠的事来，使亡国后一批清室王公大臣和遗老极为惭愧，自叹不如。”
一九一三年，光绪皇帝的老婆、世称“隆裕太后”死去，棺木暂时移到光绪帝的崇陵，等候安葬。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光绪帝夫妇安葬，梁鼎芬奔赴哭陵。于是便派他经理崇陵种树事宜，他就在梁格庄之西，行宫之东，筑小屋三楹，名曰种树庐。他日夕荷锄浇灌，种成树木十多万株，无愧“种树大臣”之名。种了三年多，在一九一六年秋回京，八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为逊帝溥仪授读。又三年多，梁鼎芬病逝，他被葬在崇陵右旁的小山上，永远为光绪守陵。当时已被废的溥仪还给了他一个“谥文忠”的“荣典”。
回顾梁鼎芬（1859—1919）的一生，在他六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可谓大起大落，际遇坎坷。他在光绪十年二十七岁时丢官，经过十七年，到光绪二十七年他才再当上地方官，一直到清廷垮台后，他又以遗老名驰国中，最后做起逊帝溥仪的师傅，以至逝世，算算他重入仕途，恰好也是十七年，正符合他的“恩起十七年废籍”的联句。
梁鼎芬的刻意以求世人的遗忘，和他一生充满着迍邅不幸的际遇有关。他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氏。七岁丧母，十岁时父亲亦见背，寄食于诸姑，生活极为困苦。光绪二年（1876）十八岁以国子监生资格应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执贽于东塾先生陈兰甫之门，与于式枚、文廷式、陈庆笙同门肄业于菊坡精舍。
光绪六年（1880）二月，又应会试，成进士，并入翰林，散馆授编修。是年梁鼎芬才二十二岁，可谓少年得志矣。不仅考取功名，梁鼎芬同时还迎得如花美眷。据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记：“同年广东梁庶常鼎芬娶妇送贺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举顺天乡试，出湖北龚中书镇湘之房，龚有兄女，亦少孤，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会试，梁出祭酒房，而龚升宗人府主事，亦与分校，复以梁拨入龚房，今日成嘉礼，闻新人美而能诗，亦一时佳话也。”这段话是说梁鼎芬在顺天乡试时，卷子就是龚镇湘看的。今年会试，龚镇湘与王先谦（益吾）皆为同考官，王为第一房，龚则为第十八房。梁鼎芬的卷子本来分给王先谦看的，荐而取中，拆弥封后，知是梁鼎芬。王、龚本是亲戚，遂将梁卷改拨入龚房，使得乡试、会试皆同出自一个房考之门，以成科举佳话。梁鼎芬不仅成为龚镇湘的门生，而且龚镇湘爱才之余，又以其颇有才名的侄女妻之，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秋风得意小登科，这年八月里才子佳人在京成亲，真可谓是双喜临门，一时美谈也。结婚后二年他们还搬进新居，题名曰“栖凤苑”，在庭前杂植牡丹、梅、杏等花木，对名花，伴娇妻，暇时则吟诗唱和为乐，可说是梁鼎芬一生中最顺适快意的时光。
怎耐好景不长，光绪十年（1884）五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一味主和，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迁延观望而坐失时机。人莫敢言，以敢于直谏著称的梁鼎芬偏上疏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指责李在与法国议约中于中越问题上失当，称李“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六可杀，请特旨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一个小小的编修，胆敢弹劾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朝野上下为之一震，“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此疏触怒慈禧太后，梁鼎芬“几罹重谴”，幸亏户部尚书阎敬铭从中斡旋，才得以缓和，最终被斥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清史稿》梁鼎芬传只说他降五级，没有说降后是什么官，但由“正七品”的编修降五级，应该是“从九品”的太常寺司乐。从梁鼎芬死后的讣文，备列生平官衔，翰林院编修上即太常寺司乐，可为明证。
翰林出身的他，当然不能去做这种佐杂小官，故愤而辞官，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收拾包袱，归返故里。一年之内，从一个翰林编修到被劾免官，这在清朝也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
关于这一事件，有着另一种说法。据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说，梁鼎芬之所以有此“胆大妄为”之举，乃是因为他的同乡顺德李若农（文田）侍郎（按：李文田于晚清间，以博学重于时，清史有传，谓其“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西北舆地。……”）精于子平之术，给他算了一卦，断言他活不过二十七岁，如想禳解，必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才能改变他早夭的悲剧命运。梁鼎芬听后大惊失色，为求逃过此劫，于是弹劾李鸿章，藉以避祸。
又说弹劾李鸿章的奏折原是易实甫所戏拟的，他拿给梁鼎芬看，梁鼎芬高兴之余遂据为己用，没想到却遭此横祸。不过综观梁氏一生，后来他重新为官后，曾三次参劾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居心叵测”等。最后一次的奏折写道“袁世凯贪私至极，若再怙恶不悛，臣随时参奏，祸福不计”。
而在一九〇〇年，慈禧立“大阿哥”溥儁，准备废除光绪帝，满朝大臣无人敢言。次年，梁鼎芬在张之洞的引荐下，赴西安密陈西太后，以芝麻绿豆的一个知府，居然敢在“天威咫尺”之下，奏请废去“大阿哥”名号。慈禧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大胆敢言”，一直是他的秉性。
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而丢官，时论嗟惜，友朋钦叹，而他自己则处之泰然。当光绪十一年九月他要离开京城之时，好友盛伯羲、杨锐等三十余人为他饯别，并各赋诗赠行。梁鼎芬亦有出都留别诗云：“凄然诸子赋临岐，折尽秋京杨柳枝。此日觚梭犹在目，今生犬马竟无期。白云迨递心先往，黄鹄飞翔世岂知。兰佩荷衣好将息，思量正是负恩时。”
相传梁鼎芬在罢官离京时，因与文廷式交契，于是将家眷托其照顾。郭则澐在《清词玉屑》中说：“相传梁节庵与道希夙善，其罢官归，以眷属托之，后遂有仳离之恨。栖凤宅改，逬泪飞花，食鱼斋寒，惊心覆水，亦可慨已。节庵室为长沙龚氏，亦能诗。”其中梁节庵是梁鼎芬，而道希是文廷式。
又据钱仲联所撰《文芸阁年谱》亦云：“时节庵罢官将出都，并以眷属托先生”。其后钱仲联又撰年谱补正，引叶遐庵云：“托眷无其事”，因删末句。对此吴天任撰《梁节庵先生年谱》云：“托眷之事，近人言者凿凿，恐非无因，遐翁或为贤者讳耳，姑录存以备考云。”叶遐庵是叶恭绰，他是文廷式的弟子，为师者讳，是理所当然的。
梁鼎芬托眷于文廷式，当时文廷式虽已娶妻陈氏，但只身在京，住在梁鼎芬的栖凤苑中，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也住在梁家，北闱得意，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才名倾动公卿，都说他第二年春闱联捷，是必然之事。哪知到了冬天丁忧，奔丧回广东，如今服制已满，提早进京，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在梁家的听差、丫头和老妈子眼中，他的身分像舅老爷，因为穿房入户，连龚夫人都不须避忌的。托眷之后，后面自然是“鹊巢鸠占”的情节了。
关于梁鼎芬的失妻，在晚清时几乎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一回《王医生淋漓谈父子，梁顶粪恩爱割夫妻》及第一百零二回《温月江义让夫人，裘致禄孽遗妇子》，就专写此段情节。其中“梁顶粪”自是谐音梁鼎芬，而温月江、武秀楼则分别指梁鼎芬与文廷式。吴趼人以“温对凉，月对星，江对海”，“凉（梁）星海”则是梁鼎芬的表字，同样“武对文，香对芸，楼对阁”，“文芸阁”即是文廷式的表字也。
掌故大家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就说：“梁鼎芬之妻龚，舍梁从文（廷式），其事世竞传之。吴趼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二回《温月江义让夫人》即演此。”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所谓谴责小说，有些描写不免过火，当不了真。我们也不知作者和梁鼎芬是否有什么过节，因为在这部小说中骂过梁鼎芬好几次，说他虚伪造作，是个色厉内荏的小人。在第二十四回更是大大地羞辱了梁鼎芬一番，按照降官的定制，没有所谓的“降正不降从的”，吴趼人在此故意说错，无非是藉此辱骂梁鼎芬而已。而所谓“王八乌龟”亦隐讽梁鼎芬失妻之事。梁鼎芬丢官南归之后，广东省内书院纷纷延请礼聘，有欲延为山长，但是有议论说他年少不相称。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云：“节庵曰：’此易办耳，爱少则难，爱老则易。’遂于二十九岁丁亥立春日，毅然蓄胡。粤中名流贺之，广设寿筵，称’贺须会’。节庵之串腮胡，从此飘然于南北江湖。”这也是梁鼎芬终身留着大胡子的由来。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梁鼎芬往上海，寄寓也是园的“在水一方”，终日以作诗写字为乐。据说他每天太阳未出就起床，在园中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凡有人请他写字，无不乐从，因此大南门一带的人都来请他写字，他也来者不拒，不久后，“引车卖浆者流”都有他的“墨宝”挂在家中了。喜欢作诗的人知道他会作诗，也拿诗来请教，他也乐得为人批改，因此这一带的人都尊称他为梁老夫子，他名叫什么，反而少人知道。
文廷式为官仅六年，即遭革职并永不叙用。可说他官升得快，也跌得惨。对此黄秋岳认为是“以道希以与梁节庵关系，受旧日学者之掊击，又以结纳内官遭后党之嫉，其时满廷皆忌厌新党者，不必西朝授意，而后发难也。”其中提到与梁节庵关系，受旧日学者之抨击，盖指梁鼎芬托眷之事，而最后却是“鹊巢鸠占”。然而对此似乎没有影响到梁鼎芬与文廷式的友情，梁鼎芬确实并未与文廷式交恶，他给文廷式的诗中有句云“谣诼成何意，幽潜欲与论”。可见梁鼎芬为了朋友，他认为那些中篝艳闻是不可轻信，也是不值得多说的。
相对于文廷式的被革职，此时的梁鼎芬在湖北则十分得意，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极得张之洞的信任。张之洞行新政，设立很多学堂，凡有关学务事宜，皆付梁鼎芬全权办理。后来由张之洞的举荐，又做了武昌府、汉阳府，升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红极一时。
相传文廷式在穷困时，龚夫人还往湖北向前夫梁鼎芬打秋风。龚夫人每次来访，梁鼎芬仍待以命妇之礼，穿好官服，开中门亲自迎接，相敬如宾。而龚夫人在衙门里有时也住上一月半月，临别时，梁鼎芬必使一个丫头送一些精巧礼物给她，无非是装潢得很好看的诗文集或诗笺之类，外面看来似乎很薄的礼物，其实里面有银票一张，多时四五百两，少亦二三百两，总不使龚夫人失望空手而回的。据掌故大家高伯雨听闻梁鼎芬衙门里一个书启对邓尔雅说，最后一次龚夫人到湖北打秋风，据说这次只住了四五天，梁鼎芬的侍妾对她执大妇之礼。临行时，龚夫人特许他的侍妾穿红裙，以示自己是“退职夫人”了。
一九〇四年初夏，政治流亡八年多的文廷式，再次归返江西萍乡故里，幽居文家大屋。一袭布衣，闭目静坐，手捻佛珠，默诵经文，并作有《金刚经批注》。中秋节后的第九天子夜，悄然瞑目，无疾而终。年仅四十九岁。
文廷式死后，龚夫人没有复归梁家，也没有留在萍乡，她回到长沙，独自抚养她和文廷式所生的三个儿子。而梁鼎芬当按察使时，有自题书斋联云：“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销尽食鱼斋。”栖凤楼宅乃节庵当日青庐，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称“零落”句有感而发，盖节庵伤心之事。而食鱼斋乃是梁鼎芬在武昌邸宅中所取斋名。梁鼎芬官至按察使，何以壮心销尽呢？这当然是十七年的沉滞所带给他的打击太深之故。“丢官失妻”可说是他一生的隐痛，官在十七年后总算又当上了，但妻子呢，却如他的诗中所云：“终古佳人去不还”！
梁鼎芬是近代著名诗人，然而他临终前，却遗言不可刻其诗集。他说：“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其著作后来结集成遗书六卷及遗诗、遗稿等，皆系亲朋故旧四处收集而成，已非梁鼎芬的本意。
与张之洞
1888年，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即现广东省广雅中学)，梁鼎芬为广雅书院第一任校长。1895年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张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极力促成张、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为来到江宁。此时，张之洞正因次子溺死而伤痛不已。梁鼎芬为替其首任院长梁鼎芬(前中)和广雅书院学子合影排忧，生出一策，劝张之洞与康有为谈书论说”藉以排遣”。经梁鼎芬牵线，康有为在江宁居20余日，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从而得以”合请香涛为发起人”，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银两作为会费。
梁鼎芬还极力促成张之洞支援、赞助《时务报》创刊。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张之洞闻之恐受牵连，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并未就此放弃维新变法宣传。黄遵宪与汪康年欲筹办《时务报》。为谋求张之洞支援，他们屡次致函梁鼎芬求援。为开报馆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屡向南皮言之”，最后促使张之洞支援《时务报》，使得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亦使张之洞救国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怀。
但梁鼎芬毕竟不是维新派。对待维新，他与幕主张之洞态度基本相同。他试图将维新活动纳入”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于是他又成为张之洞干预《时务报》的中介人。在《时务报》刊行过程中，梁鼎芬总是”严加匡正”。对与”中体西用”洋务纲领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贴”予以称赞;对越出”中体西用”轨迹的，则极力抑压。当1897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发《变法通议》大倡民权时，他则警示汪康年”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并责问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的张之洞谙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但他又犹豫不决，便向梁鼎芬谋求对策。梁鼎芬审时度势，认为”康梁必败”。因此，他劝张明确划清与维新派的界限。
在梁鼎芬的谋划下，张之洞便将那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随后，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而后收入《翼教丛编》，成为反对维新之代表作。又将《劝学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表示反对变法之态度。可见，张之洞《劝学篇》的问世与梁鼎芬的影响不无关系。
此间，张之洞还欲创办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表其忠君卫道立场。张之洞将重任委于梁鼎芬。梁鼎芬不负张之洞厚望，以笔代刀，口诛笔伐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颇有影响力。梁鼎芬的所作所为，使张之洞在戊戌政变的风波中站稳脚跟。
义和团运动时期，梁鼎芬又促成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起义。1900年春夏之交，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时，张之洞门生、维新派唐才常等领导自立会成立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起初张之洞态度暧昧。当时，唐才常托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观望形势，不表态，也不干涉。梁鼎芬惟恐张之洞”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合作”，故针对此事致函张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为达到说服的目的，梁鼎芬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紧要关头，梁鼎芬又协助张之洞作出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总之，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推波助澜，挡风遮雨，尽其能事，力助张之洞度过晚清政局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他不愧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之一。
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学分教，主讲中学。自此，梁鼎芬与张之洞几乎形影不离，成为张之洞创办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1894年张之洞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复聘梁鼎芬任钟山书院山长。1895年底，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梁鼎芬亦辞别钟山书院随之到湖北。湖北是张之洞悉心经营之地。自1889年任总督一直到1907年进京，张之洞督鄂近18年之久，其中尤以办教育功绩最为卓著，而梁鼎芬正是最得力的助手。张继煦在谈到张之洞督鄂时说，”惟鼎芬之于学务，……公实倚之”。
在梁鼎芬的努力下，两湖书院被改造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均突破八股制的旧式书院风格。他负责制定的《两湖书院章程》则成为近代新式书院的范本。书院所聘教员皆为新旧学兼习的饱学之士，如经学教员易顺鼎，史学教员汪康年、杨锐，文学教员杨守敬等，都是旧学各有专长，新学亦有素养者。
1902年，梁鼎芬又对两湖书院进行改造，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课程调整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八门，使两湖书院演变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学堂，开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提供了借鉴。梁鼎芬还辅佐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等各类专业学堂。1896年他辅佐张之洞创设武备学堂，次年又筹设农务学堂。在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过程中，鉴于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学师资更为匮乏的状况，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了第一所湖北师范学堂，梁鼎芬出任监督，具体负责学校一切管理事宜。在师范学堂，梁鼎芬除设置普通课程外，还增加了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等学科，并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湖北师范教育初具近代规模。
1904年，为进一步缓解各处学堂急缺教员的问题，梁鼎芬督同胡钧等将两湖高等学堂(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分设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等，将两湖总师范学堂建成可容纳1200多人、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师范学堂。学校建成后，梁鼎芬被张之洞任命为学校监督，悉心秉承张之洞意旨，”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志在挽救中国贫弱的育人之师。在张之洞与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普及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梁鼎芬还协助张之洞开展近代留学教育事业。1898年，他助张之洞实现派吴禄贞、吴祖荫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一事。1899年他们将12名学生派往日本学习农、工、商。1902年7月，又将30名师范学生派往日本。对倡办游学二人不遗余力且乐此不疲。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梁鼎芬说:”游学东洋学生，已派20名。写信之日到，一切甚费心力。与南皮合办成此一事，……当一快也。”其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梁鼎芬与张之洞共同创办了近代军事教育。1902年，他与张之洞商议在湖北创武高等学堂二所，一所”募德国教习三员教之”，分设战法、舆地、测绘、军械、炮队学等10门学科;另一所”略仿日本户山学校，专取在营已有阅历之武职官弁队目，而又文理明顺者充选，使之研求学术，增进智略，募日本教习五员教之”，设课目13门。他们力图通过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整饬落后废弛的武备，提高清军战斗力，从而拯救衰颓在即的清王朝。
1904年，梁鼎芬担任张之洞所创新军营务处首席提调。湖北新军的成长与他的苦心经营息息相关。他”以一身兼新军训育统领重任”，领导新教育，于新军之孕育养成，为功至伟。张之洞、梁鼎芬经办新军本来是希望维护朝廷统治。但事与愿违，湖北新军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因而梁鼎芬”实亦间接有助于辛亥革命”。
梁鼎芬还是张之洞改革旧式教育体制的高参。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学务处，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学堂及留学事宜。梁鼎芬即担任学务处文学堂总提调，具体掌管全省文学堂教育行政管理，负责制定与检查各学堂的课程、学生毕业年限、教职员的任用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当于省教育厅一级的管学机构。1904年，张之洞在文武学堂总提调之上设学务处总提调一职，又让梁鼎芬担此重任，全权负责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梁鼎芬对自己和张之洞开创的教育业绩颇感自豪，曾自题门联”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
张之洞更是充分肯定梁鼎芬的教育功绩，称其”学术纯正，待士肫诚，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任事多年，勤劳最著”，并请求朝廷赏加二品衔，以示鼓励。
再入庙堂之高的梁鼎芬仍操守如旧，并不看重头上这顶乌纱帽，更不因早年”建言获罪”而却步。先具折奏请化除满汉界限，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宫觐见皇上和太后，当面弹劾慈禧晚期宠臣，指斥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同时，梁鼎芬还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说他”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
连张之洞最初也不知有此疏，闻而叹息，惧受牵连也。果然，忠心不得好报，再度被激怒的慈禧下诏”诃责”，梁乃”引疾乞退”，以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为清静之地，与世隔绝，闭门读书。
光绪卅四年(1908)，皇帝和太后先后死去，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当时，张之洞已以军机大臣入阁管理学部事务，但其并不前往拜谒而求进身。第二年张之洞死，梁鼎芬闻之亲往送葬直至原籍南皮。至武昌革命党人举事，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推荐，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不久，奉派为广东宣慰使，其时南方正燃烧革命烈火，梁鼎芬无法赴任，乃两度前往梁格庄清西陵，叩谒光绪皇帝的暂安之殿，在梓宫前”瞻仰泣涕”，为表达其景仰思念之情，还在寝殿外面露宿。然而，直到宣统皇帝退位，其候补身份，也未获实授。
清史文载
梁鼎芬，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讲席;调署两江，复聘主钟山书院;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之洞锐行新政，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
拳祸起，两宫西幸，鼎芬首倡呈进方物之议。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之洞再荐，诏赴行在所，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请化除满、汉界限。三十二年，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两宫升遐，奔赴哭临，越日即行，时之洞在枢垣，不一往谒也。次年，闻之洞丧，亲送葬南皮。
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隶总督陈夔龙荐，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奉广东宣慰使之命，粤中已大乱，道梗不得达，遂病呕血。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露宿寝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礼，自愿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旋命在毓庆宫行走。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作品选摘
对联
五老峰前松有鹤;
百尺楼上人如龙。
–贺湖南巡抚陈宝箴七十寿
行人看尽东西水;
我佛能谈南北朝。
–赠钲江焦山寺僧云帆
能论佛法先无我;
解说儒书尚有人。
–赠焦山寺僧鹤洲
运甓习勤，当念陶公栽柳意;
同舟共济，敢忘士雅渡江心。
–代湖广总督赵尔巽题官厅
往事忆觚棱，身别修门二十载;
新阳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主讲湖北两湖书院时题宅门
画杨震像于室中，四知自凛;
置越王胆于座上，一息尚存。
–题武昌府署
三见快园花，小住都欣春满户;
多栽武昌柳，他年或有客题诗。
–题武昌盐法道署快阁
相聚海东头，举足便为孔巢父;
望断玉峰影，前生傥是顾宁人。
–挽于式枚
徐园壬子春，同拾落花齐下泪;
江亭甲辰晦，独寻芳草一招魂。
–挽麦孟华
密策释兵权，报国同心知我最;
归魂恋亲草，题图无句负公多。
–挽瞿鸿禨
零落雨中花，春梦惊回栖凤宅;
绸缪天下事，壮心销尽石鱼斋。
–题武昌夫人居处栖凤斋，石鱼斋为梁读书精舍名
诸葛君在隆中，才兼文武，谓之博雅;
胡安定教学者，爱若子弟，有如父兄。
–题武昌师范
力学通汉宋，为政贯中西，一代大师成相业;
其心质鬼神，其才兼文武，九州正论在人间。
–挽张之洞
升沉由天，毁誉由人，叹一代奇才，沦落至此;
寤寐于朝，醒醉于世，想平生风仪，凄怆何如。
–挽张佩纶
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
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唯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
–挽张之洞
诗作
【斋中读书】
圣人去我远，存者六籍纷。遗迹非口授，从生观甚勤。
往往一师说，反复万口云。吾闻易蛊象，育德而振民。
苟徇所不屑，戈矛已相因。前有千年书，后有万载人。
何以立天地，上答君与亲。愿持白日心，光明照星辰。
为学如登山，来万陟者仅。徐行必无踬，阔步不到峻。
所蔽有厚薄，开塞岂田刃。荀卿善言解，性恶惜未慎。
刚决与果敢，道乃日月进。仁义奉孔孟，耿介尊尧舜。
悠悠总不济，百年亦何迅。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乞病纪恩】
多病光阴负罪身，天恩今许作闲人。堂堂千载蹉跎去，了了余生涕泪新。
草木力微安得疗，江湖心远更相亲。衰年那有酬知日，归种山田算一民。
【赠徐赓陛】
足茧风尘鬓有丝，政行井邑口成碑。众人欲杀我何忍，作吏能狂斯已奇。
枉使郅都称酷吏，愧推王弼作经师。驱谗雪谤终何补，不待他年负子期。
【出都留别往还】
凄然诸子赋临歧，折尽秋亭杨柳枝。此日觚棱犹在眼，今生犬马竟无期。
白云迢递心先往，黄鹄飞骞世岂知。兰佩荷衣好将息，思量正是负恩时。
【重至长沙写哀】
浮世蓬根不道怜，秋怀到此更追牵。再寻旧巷悲回辙，独泫愁春泪彻泉。
报国未能伸志事，沈湘空自梦婵娟。翦镫暗记当时话，身是孤儿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