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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淮安板闸镇遗址发掘区（资料照片）。

如何理解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同时，这也提示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要关注“人类”“文化”与“文明”，亦要立足“中国”，须聚焦于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淀的、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发展道路的丰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社会身份以及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

“百万年的人类史”，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对远古人类骨骼所包含的诸多客观信息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实现透过骨骼遗存提取人类信息。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始于1918年，当时瑞典人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后来又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1929年12月2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一块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50万年前，这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且头骨具有独特的东亚直立人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在中国还发现了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陕西蓝田人头骨化石、湖北郧县（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梅铺人牙齿化石、湖北郧西白龙洞人牙齿化石，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大多数在距今100万年左右。

“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该领域通过开展一系列实地民族调查而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及文化演进展开研究，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国家等问题的理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参照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能源、汲取能量的过程，食物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环。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阶段之际，农业起源也随之开启，这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底色。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距今万年之前就形成稻作和旱作（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的雏形，而且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代，这两大农业文化就实现了在中原地区的碰撞与融合，从而促成以复合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文化的大扩张，奠定了早期华夏族群的人口、语言等文化基础，形成以区域性文化传统为主体的广泛联系的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手段综合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出现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逐渐有了社会分工、社会生活与多样化的精神世界，自此贫富分化也渐次发生，随着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最终诞生。

考古发现显示，在距今5500—5000年间的崧泽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早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突然增加，尤其在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反映当地出现了一次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如果在某个历史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度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具体到狭小的环太湖地区，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必须依靠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农业社会的建立不仅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早期国家的出现。

最具代表性遗址即良渚古城，它的发现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实证。良渚古城以其300多万平方米的规模和高大坚固的城墙，将此前发现的反山贵族墓地和30多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高台合围在了城的中心，这在规模和等级、布局等各个方面都足以证明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良渚文化的都城。在多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堆积中，都发现了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不仅如此，还发现有大面积的稻田、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良渚城址周边发现了大型的水利设施，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良渚城址和外围水利设施的建设不仅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其治水用水系统的形成和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形成机制相似。

▲良渚古城遗址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供图）

综上所有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不曾断裂的文明。且在长时段的历史内，中华文明与欧亚大陆西侧文明始终并肩发展，中华文明在返本开新中释放出更多的文明之光，也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更多样的选择。

文明所系，必重考古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关乎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理解，对中华文明世界贡献的把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历史主体性、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塑造，意义重大。

▲行唐故郡车马坑车轮保护现场。

制图：蔡华伟

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考古学独特的学科优势，对于我们认清自身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长寿密码”，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考古学人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创获，就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形容的那样，“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百尺竿头，须更进一步，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只能是“中国的”——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境，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蕴含中国精神的考古学。

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考古学自有其得天独厚的特质，因此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比如在良渚古国、安阳殷墟、敦煌学等领域，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加深世界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从历史长河中探寻与提炼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是5000多年不曾断裂过的伟大文明，之所以未遭毁灭，就在于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也正是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与创新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如“中和”思想。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中”，二是“和”，二者辩证统一。就思想文化上而言，“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为“和”，“一体”是核心；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讲，“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和”之“中”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之一。

寻根溯源，保护整理，引领话语，以史育人，终再造文明，贡献人类，中国考古事业无不与增强文化自信密切相关，可谓其最牢固的基石。站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空轴线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必定伴随着对文化自信久久不息的重寻、重拾与重塑。相信拥有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定大有可为！

历史文化遗址

彰显中华文化自信

近年来，作为历史文化遗址杰出代表的三星堆又“火”了！在这一轮考古挖掘中，新发现的6个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其中一件黄金面具体量非常大，有可能成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黄金面具和最重金器。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家越来越关注考古文化事业，更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力量。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国家、民族和政党，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了中华文明的上述特质。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金面罩。

总台央视记者 范凯 拍摄

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深受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其之所以盛况如此，离不开源源不断、默默无言地为文明大树汲取无穷滋养的根脉——中华文明的源头。三星堆遗址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极深厚。

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他进而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以此论断反观三星堆遗址，其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高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数量可观的鸟头形陶器柄，祭祀坑中金杖上的鱼凫王图像等，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是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形式。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中，不仅有代表神权和王权的金杖，而且有众多真人大小的铜像，其中最大的立人像，可能是群巫之长与国王众多人头像，或是各等级的巫师或酋长。加上那些正在祭祀岗位上的小人像，共同组成一个巫祭集团，以不断从事祭祀活动的方式，维护着对国家的统治，祭祀活动遂构成了三星堆神权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基础。这充分说明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人头像。

总台央视记者 范凯 拍摄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80多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人筚路蓝缕、接续探求，终于让三星堆遗址绽放出绚烂的文明光辉。而此次的考古发现，也仅是辉煌博大的中华文明遗存之冰山一角，今后的发掘研究前景将更为可期！

以上就是本期“为你读书”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本篇图文综合整理自《从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