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一、中国“三农”的现状使《中国乡建学概论》的诞生更具时代紧迫感

1、农业已无路可退

农业不振兴，城市必止步。乡村不振兴，经济必倒退。正如商殃所言：“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农民不安居，国家不稳定。近百年的中国农业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大约了解一下新中国的农业之路，也知道什么叫农民、农村与农业。

·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农民的认字率不足5%，毛泽东推动了一场最伟大的乡村振兴——扫盲运动。什么叫牛人？就是要求老年人要认识5个字以上，中青年要认识10个以上，达不到标准都不准赶集。

·1956年又掀起了第二次扫盲运动，1958年再次扫盲，10年内1.5亿人参与扫盲。

·1958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要求是农民会做，知识分子下乡城乡差距变小。

·1964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而不是等靠要，这期间农业的发展与进步，主要是扫盲与农业大学以及中专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中国农村有“七站八所”，村庄有小学，村村有卫生所。

1950年农民种一亩水稻收入按今天市场价值约1700元，2020年每亩田收入约470元，比解放前还少三倍。

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农村城市占比面积94.6%，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未来30年，中国依然有6～7亿农民，中国依然是农业大国，农业学大寨，乡村建设精神与文化为上。

·5000年的农业大国没有自己学科与教育，100年工业文明横扫中国所有学科。我们有林业学、园林学、设计学、生态学、建筑学、经济学、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等等，只是这些学科已与中国乡村没有半毛钱关系，自然也不会有乡村建设学科。不能以西方标准与价值观来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教育。

2、农业大学远离中国农业初心

全国省市县农业大学课程引入前苏联规模与庄园农业模式，1953年北京农业大学孙渠教授首先引进前苏联的《农业原理》课程，并译为《耕作学》出版，从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开设“西洋建筑史”课程至1980年代初全国统一编写的“外国建筑史”教科书，“外国建筑史”教学在中国建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变，也彻底改变中国建筑。其中经济、哲学、园林、文化、产业化的理论体系形成教学体系又引入西方，农业以美国、以色列、加拿大等设施农业为教学体系。之后国内相关农业机构基本是海归与行政干部管理农业，或者是用工业化来代替传统农业。随着市场人才就业与城市高速发展，2019年教育部启动，“双万计划”双一流专业中就没有传统农业。传统农业与生态文明经过百年迭代已与中国农业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历史应称“儒史”，儒家一般是书生，远离战争与变法，崇尚重农抑商。如果是法家写历史，暴秦、三国、安史之乱、弱宋就会另一个样子。儒史笔下妲己、商纣王、曹操、秦始皇、武则天、宋徽宗等都要重新梳理。今天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再说历史本身就没有真相。如果是医生写史，是官员写史，是农人写史，历史又是怎么样？站在西方文明标准视角写中国的历史，历史中国离真相的中国更远了。

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青年人才匮乏

未来中国乡村振兴10年没专业人才，2020年统计，全国农业大学农业学生返乡率不足0.02%，2025年随着七站八所取缔，中国农村最后一批知识分子退出农村，乡村92%的年轻人奔向城市，大面积农田流转抛荒，导致农民空房比例大约60%，75%的空心村，80%以上乡村小学拆并，毛泽东时代那么苦都村村有小学，今天成千上万资金投入乡村，小学都保不住，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不仅是那一个村悲哀，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为什么？今天，中国农村已变成一个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的村落。今天，所有大学生不愿到农村，所有大学生分到农村也找不到工作，并且在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之际，全国很多农业大学竞然在停招，学了农业也用不上，这不得不反思。

从2015年开始筹编《中国乡建学概论》，北京绿十字与农道联众不再依靠别人，下决心自力更生，所有项目与乡建学课程相结合，理论、实践、落地、经营、治理、再实践再理论，边干边学边编，农道学堂，春禾计划，路演乡村，农道乡学，清农学堂，半汤乡学院，乡村振兴学堂，百峰乡学堂，一路走来，风雨兼程，2024年《中国乡建学概论》修成正果。

二、编写《中国乡建学概论》的意义

中国近100年与西方的距离从什么时候拉开的呢？应该是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开始，也是中国由小农经济步入市场经济的时候。

这一时期西方是17世纪由海洋文明与农牧文化进入工业文明，他们是以复兴传统，哲学、宗教、科学与文化为主轴的“文艺复兴”为开端。

而中国辛亥革命步入工业文明是彻彻底底放弃传统，打倒孔家店，大批克己复礼，乡村建设这一概念从此开始。

1922年钱玄同“废除汉字”，1928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拼音（国罗），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最为代表性，百年中国落后，不是经济与政治，而是文化的衰落，“灭孔复兴”而这场运动中幸有赵元任、辜鸿铭、晏阳初、梁漱溟、王拱璧、郭嵩焘是清醒，但也是无力狂澜。

中国百年动荡的风云历史，孰是孰非终将有后代人来做出判断，但或许正是百年风云中的是是非非历史背景，促使了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教材的形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重新编写中国乡村建设教材的原因。

中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多的是解决百年中国中的文化、政治、信仰、哲学、生态、农学等重大问题，方向对了，教育才有价值。方向错了，所有的努力一钱不值。

中国由封建王朝、郡县制、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与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一路走来，一直在探索一条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行重商尚农双轨制政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是改革开放、百年兴国应寻求的答案，如今也有了更清醒的认知。所以，通过系统的乡村建设理念和方法的总结，复兴东方文化与中国尊农崇商的话语权，为中国式的乡村建设发声，培养中国式乡村建设人才，这是催生《中国乡建学概论》这本书编写的初衷，也是编写《中国乡建学概论》的意义所在。

2023年完成《中国乡建学概论》，并进入大学选修课。2025年完成6门基础教材，2027年完成全部22门课程教材。百年中国有无数前辈投身其中，梁漱溟、晏阳初、王拱璧、卢作孚、陶行知、傅葆琛、费孝通、杜润生、陈锡文、温铁军、陆学艺、李昌平、张孝德、朱启臻、何慧丽等等，我们只是前赴后继之一，要想完成此工作，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农道迈步从头越”。中国企业有华为，农民精神有大寨，改革先锋小岗村，乡村探索有农道，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复兴乡村见中国。

三、中国文化背景为《中国乡建学概论》编写提供的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的形成往往与他的历史与文化有关系，一个民族的形成则是于他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有直接关联，西方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最早的城镇化。从中国商业史来看，商人在商周秦汉时，可能是三产融合的乡村建设最有代表性时代，特点是“吏商农工”，商贸、生业化、社会分工、标准化与市场化已经很高，商的地位可能很高，从管仲、范蠡、子贡、白圭、商殃、吕不韦、桑弘羊、第伍琦等来看，商与官不分，政治与商业是高度融合。公元前2世纪东罗马帝国称中国为大秦，商周秦贸易已跨境交易，与16～17世纪西方市场经济相比毫不逊色。春秋未期城市近千座，城市居民509万，城市人口比重为19.5%，而1990的中国城市化率不到20%。

·农耕文明不是男耕女织。中国更准确的解读是“农商文明”，夏商周是工商业社会结构，在5000年历史中夏商周的历史更准确代表中国。农耕文明应该是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时出现的名词，农耕文明不仅是小农经济，而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具有国家资本的社会结构，更不是重农抑商，而是尊农崇商社会，只有毛泽东时代才真正意义上有了农耕文明。因此比对世界三大文明的解读，其中“农耕文明”是对华夏文明是一次重要的误解。

·国家民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法制同时又实行皇权不下县的乡村自治。

今天乡村建设，为什么要还权于村书记，这既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乡村治理的需要，也是生物学意义人性的本能使然。村书记与村民有血缘（亲戚）关系，村民听村书记话就像孩子对父母信任，是天性，是血浓于水的。这个中国人骨子里最朴素认知的本能反应，谁能代替呢？经营与运营一定是村干部专利。城市要法制，乡村要自治、法制与德治是中国特有的双向民主制。

·尊农崇商。自春秋之初，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管仲就基本构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维系周朝792年，筑建农商一体与周礼为国家制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小农经济为立国之本便形成上层建筑决定市场经济的中央集权制的理由，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定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好相反。

·庭院经济。传统农业完全不具备资本市场要素，也没有资本垄断与金融风险，它确立了华夏文明基础。一是传统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二是不具有商品性，三是家族血缘关系的组织与管理体系，四是基本没有过多的剩余价值，五是没有激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六是更不存在贷款、抵押与融资。庭院经济主体是家庭经济，不具有市场与产业属性，这六点是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要清楚的，与市场经济关联度非常小。

·国家资本主义。春秋以降，中国的文化背景是官商一体文化，本木相依相伴，若即若离。华夏文明的国家经济模式有三条线：一是以血缘与家族为中心的生活与生产关系。二是由政府控制下的小农经济、市集、会馆、国营化与个体工商户之间经济纠缠。三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的蕴含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独立于社会，也没有用农耕文明统领中国，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其性质则是国家资本主义。

·东方哲学，道统生活。尊农崇商形成这个国家特有的哲学形式，中国人的哲学从生活出发，儒释道合一，摆脱文化与政治，远离经济绑架，印迹到每个人心中。

家谱，我从哪里来
中堂，我是谁
祠堂，我到哪里去

最终以“天地君亲师”筹建成中国人的哲学世界，这个哲学精神养育了世界上唯一，又具有贵族精神的农民，而这个人群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

秦汉以降，全世界唯有中国人对“国家统一”说一不二，2000多年中无论谁做皇帝，统一是唯一的大业。

·中国式宗教精神。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宗教信仰，中国自然就没有宗教。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没有宗教信仰是不成立的，中国式宗教与西方正好是对立。中国是三教合一，西方绝对排他性；中国是万物崇拜，西方是绝对唯一性；中国是生活中的宗教，西方是聚集与仪式感的宗教。

·中国式教育。3000年农耕文明培育出“礼仪之邦”的中国，几千年中以中堂、学堂、祠堂的“三堂六艺”文化形成中国式教育，中堂，父母与亲情教育。学堂，乡贤与为人师表教育。祠堂，以列祖英德为榜样，积德行善，养育世界上最多的“知情达理”农民。但这一形式大约在近30年中戛然而止，中国从此进入西方教育体系，又生活在中国，中不中洋不洋的中国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极度精致而又虚伪，冷漠又无情的中性人。

四、乡村里的中国为《中国乡建学概论》找到了出发点

之所以要编写《中国乡建学概论》是近百年，中国已全盘西化，我们除了文字与读音是本民族的，我们纪年、经济、民主制度、医疗、教育、建筑、规划设计、公文、装饰、服装、园林、行为、价值观几乎百分之百看不到中国与传统，以至我们生活条件越好越迷茫，收入越高幸福感越低。居住面积越大，越不踏实。城市人越多，人越孤独。

中国与西方是两种文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曾经讲过一件事：欧洲有两个村落很有特点，一个村落非常理性，孩子掉入池塘，母亲要跳水救孩子，母亲不会游泳，村民和邻居就会阻挡母亲说，你跳水救孩子救不了，然后你也会被淹死，你还不如保住自己的命，将来还可以生更多的孩子；另一个村子村民仁厚而不理性，如果孩子落水，母亲一定跳下去，结果导致母子双亡。这两个村落的村文化村风完全不同，欧洲学者追踪调研结果发现，数十几年以后，那个极为理性，孩子掉到水里，母亲不救的村落，反而败落，那个宅心仁厚，非常不理性温情脉脉的那个村落人丁旺盛。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糊涂的温情都比冷酷的理性更有利，这个故事会让我们了解华夏文明背后的力量所在。

一场非典，一场疫情，中国人突然关注乡村，回眸华夏，汉服唐诗，乡愁正浓，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向我们走来。

乡村振兴一日千里，关注农村与农民，从传统、家谱、非遗、温度、农文旅，有机农业、谱牒文化、九部委下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文件，我们预知乡村建设与这一门学科也向我们走来。

今天，发现与追逐“乡村里的中国”恰恰正是上世纪“崇洋媚外”时代撞个正着，屈辱、阵痛、迷茫使我不得开心颜。改革开放到乡村振兴，我们开始觉醒，传承历史，并不意味我们固步自封。我们既放下自我学习西方，又不能放弃自我，而要像辜鸿铭先生一样文化自信；既要像鲁迅先生一样自我解剖，还要向毛润之先生学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改天换地，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