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悄然消失在中共历史的风云中
黄健是中国田径界的一位老前辈了，这位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体育学院的优等生，培养出了打破世界纪录的郑凤荣、倪志钦以及亚洲纪录的郑达真和杨文琴等跳高运动员。他还曾是苏联伊万诺夫市国际儿童院的一员。要知道，在这个儿童院长大的中国“红孩子”们的父辈可都是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刘爱琴、澎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 那么，黄健是哪位中共领导人的儿子呢？
周恩来总理与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中国田径队总教练黄健（左一）观看第一届全运会郑凤荣的跳高比赛
黄健的父亲黄平曾是中共历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共领导了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党史中披露的领导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是邓中夏及苏兆征。其实，此次领导这次罢工的中共第一把手是时任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广东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黄平。1927年12月，他与张太雷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且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并在起义后担任了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张太雷牺牲后，黄平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一把手”。
广州市公安局-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广州起义军总指挥部旧址
那么，中共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人物为何在党史上从未被提及？此人为何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了呢？本文讲述的就是黄平这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黄平祖籍为广东中山人，1901年8月，出生于湖北汉口的一个买办家庭。1918年，他从上海沪江附中毕业后，凭借其英文专长，进入北京《英文导报》任翻译，1920年又转至苏俄远东通讯社（今塔斯社）。此时黄平每月薪水已达250块银洋，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待遇。那会儿，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收入不过8块大洋 。1923年，在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推荐下，进入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多少年后，黄平曾回忆到：“坦率地讲，我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都知之甚少。但作为一个青年向往革命，这是非常自然的。我放弃了每个月几百元的高薪，干上了整天提着脑壳的革命工作，还是要有点勇气的。”黄平在东方大学的同学后来都成为了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任弼时、叶挺等。1924年，由赵世炎、陈延年介绍，黄平加入了中共。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黄平
大革命失败后，黄平回到香港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10月，他出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南方局军委委员，当时南方局委员共六人（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后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大力恢复广东各地党组织。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平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恢复党与工会组织。1928年2月，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工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同年6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周恩来筹办会务。但因为被追究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他在六大上落选中央委员。8月，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同学有董必武、张国焘、李维汉、王若飞等。1929年9月，他被委任为远东华工武装部队（红河赤卫队）党代表，准备必要时率部开进中国东北介入中东路事件。也正是在这一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黄平的夫人和两岁的儿子黄健被送到莫斯科与其团聚。1930年4月，他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9月，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又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于11月接替即将回国的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中共六大会址
黄平在共产国际的人缘不错。近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也表明，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对他相当重视，曾多次邀请他汇报中国革命问题，并批准其加入东方书记处专门委员会，制定党对游击运动、红军工作和苏区工作的指示。1931年8月，黄平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回国负责 重建因顾顺章被捕而破坏了的莫斯科与上海之间的秘密电台。共产国际交通处还专门为黄平编了一个密码， 并派了一个报务员，携带了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9月黄平回到上海，与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博古、张闻天、康生等接上了关系。中央决定由黄平负责中央的全部交通工作， 第一项任务就是护送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他主持中央交通工作期间，从未出过一件差错，包括王明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离开上海，或去苏联，或进入苏区都是由黄平精心安排的。
鉴于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已遭到严重破坏，在王明、周恩来离开上海前，指定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该名单上报莫斯科共产国际后，又增加了刘少奇、黄平等3人，黄平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也是他在中共党内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1932年初，受临时中央局的指派，黄平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当时全总的秘书长告诉黄平，要想了解上海的工人运动情况可以找刘少奇谈谈，他是具体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当时住在福建路一个卖镜框的店的楼上。于是黄平每星期都要去找刘少奇谈一次，一个多月下来他不仅了解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也与刘少奇也成了好朋友。
1932年秋，黄平到北平视察河北工人运动。临回上海前，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建议他去天津视察。岂料，刚到天津就被叛徒出卖被捕，且关押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因担忧捱不过严刑拷打，黄平触电自杀未遂。当夜提审时，他就叛变了。解放后，黄平在交代这段经历时，曾这样说道：“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一周后，他被押解至南京，后被转到南京薛家巷“自新招待所”。在大叛徒顾顺章的威迫下，1933年1月6日，黄平又写下了一份《自首书》，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宣布脱离共产党。
登报的黄平《自首书》
然，无论是中共还共产国际均不相信黄平已叛变，理由是黄平负责联络的机关没有一处受到破坏，尤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黄平掌握的电台以及交通局等其他机关，均未暴露或被破坏。直到1933年5月间，共产国际托宋庆龄亲自找到了黄平并与其交谈后，才确信黄平自首属实。
黄平自首后，由他二哥托人作保出狱，以后更名黄有恒，在苏州和上海教授英语。1934年，经二哥介绍，他与柴启明结婚。前妻和儿子黄健一直在苏联。从此，他远离政治，只希望黄平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曾显赫一时名字与他再无瓜葛。然，令黄平未曾想到的是，从其自首的那一天算起，仅不到16年，中共就取得了全国政权。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如约来到中共上海市委，向主要领导交代了自己叛变自首的经过及出狱后所有的经历。上海市委关于黄平的报告呈中央后，经刘少奇批准，安排他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当教授，先是从事俄语教学，后来改教英语。
时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的潘汉年给复旦大学的推荐信
1962年，应广东省有关方面的邀请，黄平到广州，详细讲述广州起义的经过，撰写了《省港罢工回忆》、《陈延年同志》、《林伟民同志》、《苏兆征同志》等有关省港大罢工的回忆文章，为中共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广州期间，他还重游了广州起义旧址，望着当年张太雷、周文雍、叶挺、恽代英等战友的遗物与照片，恍如隔世的黄平不禁潸然泪下……
1966年文革爆发，黄平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鉴于其特殊身份，他随即被中央接到北京关押保护起来，直到文革结束。此举究竟是何人所为，至今尚不清楚。有人说是周恩来安排的，也有人说是康生所为。1978年11月18日，有关部门作出《关于黄有恒的审查结论》：“黄有恒于1951年和1959年在华北革大和复旦大学，对其被捕自首问题先后作过交代。这次审查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应恢复原职原薪，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扣除已领的生活费）。” 1980 年初，奉有关方面的指示，北京人民出版社约他写一部回忆录，名为《往事回忆》作为内部出版物。这成了黄平晚年最重要的工作。
黄平
1981年7月6日，黄平因患肺癌在上海去逝，享年80岁。逝世后，他的这本《往事回忆》出版。在此书的结尾处，黄平附诗一首：
少年得意志气丢，
不学不问不害羞。
借问一生何所有，
羞答错事十有九。
这或许是黄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或自嘲吧？
结尾处还有一句话：“然而，所幸的是，我认为没错的那一件事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