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冈，得名于战国中期楚拓南疆之际。西汉元帝三年（前174）置武冈县。历有政区地名称谓。三国吴之后，县名数改，区划数更，县域随调，县治随区划而迁。北宋初复名武冈，县治今址，成古城不易。
关键词：武冈；都梁； 武刚 ；武强； 武攸； 地名源流
武冈境域，上古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为楚黔巫中地。秦为长沙郡。汉为都梁，夫夷二县地，属零陵郡。武冈得名于战国中期楚拓南疆之际，实有可能。
《水经注·资水》谓武冈“县左右二冈对峙，重阻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代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元和郡县图志·武冈县》：“吴宝鼎元年改为武冈县，因武冈为名。”《大明一统志》载：东汉代五溪蛮，与民同保此山，故又名同保山。
武冈地望具指何处？《清史稿·地理》：“武冈州，府西南二百八十里，西北有武冈山，是州以名。”《读史方舆纪要》：“（武）冈接武陵郡界，因名。”清道光《宝庆府志·沿革》：“今武冈西二十里有都梁山，北五里有同保山，即武冈山。”今考武冈山位于县城北2.5公里新东乡。山不高，呈圆锥状，有小熔岩 ，[1]海拔495米。由此观之，武冈山地望，皆从《水经注》，武冈县得名源于武冈山，这是对的。
武冈，得名于何时？依《水经注》之载，得名约在后汉伐五溪蛮之时。这值得商榷。
一是地下出土文物确证，武冈行政区划得名在西汉，并非后汉（东汉）。1958年长沙县出土一汉墓，其中发现“武冈长印”，为边长2.2厘米正方形官印。经专家考订：此印为汉文、景时期（前179~前143）之物。1981年《湖南省志》：“长沙近郊出土有西汉’武冈长印’石印一枚。汉大县称’令’，小县称’长’。”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中，亦有“武冈长印”。这就确证武冈置县，至少在西汉初。共和国《武冈县志·大事记》亦认同此说 。[2]2015年《湖南省行政区划大典·武冈市》明载：“汉文帝元年（前179），置武冈县，属长沙郡。”[3]
二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水经注·沅水》等典籍载：今湖南湘西、怀化及邵阳部分地域，皆为五溪蛮（武陵蛮）所据。后汉对“五溪蛮”累有征伐，均以失败告终 。[4]《水经注·资水》谓：“旧传后汉伐五溪蛮”，何人所为，难以稽考。不过，《后汉书·孝桓帝》载：元嘉元年“秋七月，武陵蛮反。”明嘉靖《武冈州志》载：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15），武陵（今常德）人詹山，率五溪蛮约4000人，攻陷都梁县城（今武冈头堂乡七里村余家岭），擒县令，朝廷急派大将窦应明率军讨伐，并于今武冈城区渠水北岸距老县城5里处筑新城，防御义军，詹山率“五溪蛮”退守都梁山，后名“新城”处为武冈山。这次朝廷征伐“五溪蛮”，确有其事。但言武冈山得名于此时，应是沿袭《水经注》“旧传”之说，则难以确信。
武冈，因战事得名。
武，在甲骨文中，有从止从戈之状。于省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玉篇·止部》：“武，力也。”《孙子·行军》：“故今之以文，齐之以武。”古今文中，有多种释义，其本义则指军事、武力。冈，《书·殷征》：“火炎崐冈，玉石俱焚”。《诗·周南·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释名·释山》：“山脊曰冈。”古今文中有多种释义，其本义指小山、山梁。武冈释义，与《水经注·资水》释义甚合，故武冈为兵争之地，可以定论。
武冈得名，始于何时？实难稽考。然而，也非无迹可寻。得名于战国中期，楚拓南疆之际，实有可能。
其一，得名于秦蜀郡守张若伐楚时，可能性不大。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载：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白起攻取赵国光狼城（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后，挥师南下攻楚，取楚北境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楚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竹溪县东南）及汉水之北与秦，秦赦罪人徙南阳，控制占领区。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9）至二十一年（前278），秦兵分两路强攻楚，公元前278年，一路由白起率军攻楚之郢都及周边地区，《史记·楚世家》：“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5] 秦白起取郢置南郡。公元前279年，另一路由张若率水陆军东下，攻占楚巫郡（治今重庆市巫县治）及江南之地黔中郡（治今湖南沅陵县城西二十里）。在楚春申君黄歇调停下，秦楚暂时结盟休战。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集东部兵力（东越兵）10万，向西攻取秦占领的沿江（长江）15座城池，重划为郡县，抗击强秦。杨宽《战国史》认为：“江旁十五邑，是指巴东一带临江一带。”[6] 魏昌《楚国史》亦认同，[7]于《史记·楚世家》记载甚合。由此可见秦攻楚郢置南郡，攻楚巫郡、黔中郡，置秦巫中郡及黔中郡，战事主要涉及楚境江汉腹地及楚境沿长江两岸。其时，武冈一带未发生大的战事。历代武冈县志，亦有同载。
其二，武冈得名秦伐楚置黔中郡或洞庭郡后，亦乏依据。《华阳国志·蜀志》记：秦武王三年（前308），秦“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8]《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2003年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中有“洞庭郡、苍梧郡”记载。秦袭楚制。秦取楚洞庭郡、苍梧郡时，于秦始皇二十五年置洞庭郡、苍梧郡。秦始皇二十五年，因秦置两郡后，楚人多叛之。秦分黔中郡地及“湘川”（今湘江流域）地域置长沙郡，从此洞庭郡消失。《史记·楚世家》载：楚王负刍五年（前223），“秦将王剪、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集解]孙检曰：“秦虏楚王负刍，灭云楚名，以楚地为三郡。”[5]1419即秦于楚地置苍梧郡，黔中郡、长沙郡。出土地下文物证实，秦“以楚地为三郡”时，今武冈一带并无战事。1974年，广西桂林平乐县银山岭4号墓出土铜戈一件，内正面横刻“江”、“魚”二字。据专家考证：“江”指古江州，即今重庆市渝中区；“魚”指古巴国魚复，为古庸国县邑，即今重庆市奉节县治处。两字均为张若伐楚之后所刻。字为秦篆，属战国晚期秦戈。共和国《武冈县志·文物古迹》载：县境内无秦战事发现，仅一处“云山古迹”石刻（在今武冈市南5公里）。这也佐证，秦代武冈一带无大的战事。武冈得名于此时，亦乏依据。
其三，武冈作为军事政区地名，得名约在战国中末之交。一是武冈地域历属楚地。《明一统志》：“武冈州，春秋战国皆为楚巫黔中地。秦为长沙郡。汉为都梁，夫夷二县地，属零陵郡。”清康熙《武冈州志·地理志》：“武冈本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为楚黔巫中地。”共和国新编《邵阳县志》《城步县志》《新宁县志》《绥宁县志》皆言与武冈市相邻，春秋战国时属楚巫黔中地。二是《国语·郑语》：“楚蚡蝐（前757-前741年）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年）“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濮地，其时也包括今湖南常德及湘西北部分地域。据湖南地下文物考古发掘证实，商周至春秋中期，广泛分布着越族。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才逐渐取代了越文化。春秋中晚期，今益阳、[9]湘乡、[10]株洲[11]等地，出现了越、楚器物交混随葬现象。《淮南子·兵略训》：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史记·秦本纪》：“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约在楚宣王八年（前362），楚乘秦魏大战，择机略巴蜀汉中，旋以枳东（今重庆市涪陵一带）长江河谷置巫郡，治今巫县；以长江之南盐泉区，置黔中郡，郡治今湖南沅陵县城西二十里。[8]13后秦沿袭楚制，亦有以上四郡。三是吴起变法时，武冈得名，极有可能。春秋中末期至战国中晚期，楚国实际上全面掌控今湖南全境。于战国中晚之交，其时一支楚军，溯沅水、资水、湘水而入今武冈市境，与世居此地的“五溪蛮”，发生激烈争战。其时“五溪蛮” 应包括三苗人后裔，苗、徭及古越人后裔，侗、僚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此地，遭楚军攻占，惨烈血战，保此蛮冈。 “五溪蛮”败退后，此地被楚人占领，后置城邑成大聚落，命名为“武冈”，意为用武力争占的山冈。至《水经注·资水》中，才释其义，被后人传颂。
其四，武冈境内陆下文物发掘，亦佐证武冈得名于战国时期。共和国《武冈县志·文物存留》记载：境内1993年有库存战国文物共8件，其中铜剑、铜戈、铜矛占4件，其余为农具铜铲1件，乐器铜铃3件。铜铃，可能是楚人随军敬神的礼器，常作祭祀用。有关史料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武冈山附近，发现不少战国时兵器，有刃剑、戟、矛、镞等等。这可能是楚人与“五溪蛮”争战此地的结果。秦大举攻楚，发生在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76年之间，然而，以上情况说明，属楚巫、黔中郡的武冈境域，竟无大的战争，也无秦争战此地的地下文物出土。这表明，秦楚在此境内，未发生激烈冲突。《史记·吴起列传》：“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时，今湖南才有较多楚文物出土，且多武器。由此推断，武冈得名当在楚“南平百越”之时，即楚悼王“吴起变法”之时。自此后，成为著名的地域地名。楚国于此是否设县，无考，但置军邑无疑。秦代于此是否设县，亦无考。至西汉汉文帝元年（前179），始置武冈县；县治今武冈市新东乡七里桥一带。
都梁。《汉书·地理志》载：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零陵郡，辖10县，其中有 “都梁”侯国、都梁县之载，[12]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封长沙王子刘遂为都梁国敬侯，侯治在今县城七里桥。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都梁县，亦以侯国名名之。
都梁，何以为名？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都梁县西有小山，山上水极清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县为名也。”在古今文中，都，多指城邑之意；梁，多指堤坝之意。显然这里的都梁，是药草名。何谓都梁？春秋战国之交《夏小正》有“蓄兰。为沐浴也。”都梁亦名泽兰，始载于战国至西汉时《神农本草经》：“泽兰，一名虎兰，一名龙枣。味苦，微温，无毒。”可治乳妇恶病。《本草纲目》：泽兰“为妇人要药。”因生于诸大泽旁，故名泽兰。但《经》中无载“都梁”之名。可见，俗称都梁（泽兰）之药草，得名当在秦汉时。秦汉时武冈地域，已被楚人、汉人占据，世居当地的“五溪蛮”苗、徭、侗等少数民族，多退守都梁山一带。因山上悉生泽兰，故俗称“都梁”，可能为苗语汉译地名。《武冈州乡土志》：“道（光）、咸（丰）以后，吏治废驰，水火、盗贼、兵戈、饥谨、痢疾辄岁不止。”清晚期尚且如此，远在秦汉时，这一带荒凉贫苦。《元和郡县志》：“武冈西二十里有都梁山，北五里有同保山，即武冈山。”其时因食物匮乏，缺衣少药，人口渐少，为繁育族群人口，妇女生病时，多采“都梁”治病，遂成远近名山。西汉初始封都梁侯时，当以此山名之。
都梁侯之封，与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密切相关。
西汉初，汉高祖认为秦朝速亡，与大封异姓王，反叛朝廷有关。汉初，于是先后翦灭异姓诸王，陆续分封同姓王。然而，随着藩国势力扩张，终于汉景帝三年（前154）酿成“七国之乱”。平叛后，汉王朝接受惨烈教训，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将自己的封地推恩给其他子弟，封号由皇帝赏封认可。这是继“削藩政策”又一次大的削藩之策，致使以后诸王子叛乱难行。在这种政治况景下，元朔五年（前124），才有长沙定王子刘遂，封为都梁侯之举。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以都梁侯国地域置都梁县，以侯国名为名，属零陵郡。侯址与县邑，
同治于今县城郊新东乡七里桥。
西汉初始元年（ 8 年），历132年侯国除，仍存都梁县。直至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改昭阳侯国为昭阳县，与昭陵县同属昭陵郡；又复名武冈县，属昭陵郡，治今市城区；又分原都梁县部分地置建兴县，治今洞口县高沙镇文丰村附近；都梁县，治今隆回县桃洪镇。
武刚。“晋改武冈县为武刚县”。[13]刚，古文中有坚强之意。在甲骨文中，字形象人持刀断网之状，为音形字。《易·说卦》：“兑，其于地也，为刚卤。”《书·皋陶谟》：“刚而塞。”《说文》：“刚，强也，断也。”在古今文中有多种释义，其本义指刚强。今谓之强劲有力。武刚，意为武力刚强。
武刚，何以得名？应与东晋奠基者王导为政密切相关。
《晋书》载：西晋末有“八王之乱”，之后天下纷争。王导与琅邪王司马睿友好，便倾心支持。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都督杨州军事，听从司马王导建议，移镇建邺（后改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永嘉末（312），王导官至宁远将军，拒绝朝廷征召。次年（312）时任丞相的司马睿改封晋王。东晋建兴五年（317）十二月，晋愍帝被弑死，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改年号曰建武，旋改为太兴（318）。王导因功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武冈侯。之后，王导执宰相之位，协助元帝司马睿，建立江南政权。太宁元年（323），又奉命平定王敦叛乱。同年（323）十一月，因王敦之乱，元帝忧愤而死。[14]太子司马绍继位。王导因功封太保，领司徒。咸和元年（326）后，王导又助成帝司马衍，击败石勒，平定苏峻之乱。咸康五年（339），王导逝世，享年64岁，谥文献公。
王导配曹氏，生6子，其四子王协，《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协》：“协字敬祖，元帝抚军参军，袭爵武冈侯，早卒，无子，以弟劭子谧为嗣。”[14]1165因王导生前曾封武冈侯，后均以武功文治而功成，故其子王协在元帝建武元年（317），因袭武冈侯不久，王导改武冈为武刚县。一是避其父封爵之讳，二是企愿儿子王协武运昌国，故有此举。
梁简帝太宝元年（502），因避梁简文帝萧纲之讳，改武刚为武强县，治今武冈市区东北新东乡七里桥，属邵陵郡。辖境当今武冈、洞口、城步等县地。[13]209
武强。强，古今文中多有刚强之意。银雀山《孙子兵法·客主人分》：“甲坚兵利不得以为强。”《韩非子·安危》：“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字汇·弓部》：“强，壮也。”武强，意为武力刚强。《梁书·卷四·简文帝》云：“太宗简文皇帝讳纲，字世缵。”“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史书记载：他用兵能拓地千里，好文学，善纳士。“实有人君之懿。”但他生逢乱世，好“梦符”“善言玄理”，在位仅两年，终被侯景部下王伟、彭儁所害。
避讳，始于周，行于秦，汉以后继之，盛于隋唐，密于两宋，明代后前驰后紧，清代日趋严酷，民国才废此恶行。南北朝“符瑞”、“避讳”之事甚于前朝。《宋书·卷二十七》中专列“符瑞”三篇，因避讳而改县名者，更是累见。如《宋书·州郡志》：“富阳令，汉旧县……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因避太后讳而改县名，足见东晋避讳盛行。南北朝宋时，避讳仍盛行。据华林甫教授对《宋书·州郡志》研究，郡县改名最多者为避讳地名，共7郡、县，其中郡3县4[15]。因避梁简文帝萧纲之讳，改武刚为武强县，是有依据的。
南朝陈，建兴县并入都梁县，都梁县及武强县，仍属邵陵郡。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并夫夷、武冈、都梁三县入邵阳县，县治邵陵故址，属长沙郡。[16]
武攸，意为武运长久悠远。攸，在甲骨文中，字形如数条溪河曲行远逝之状，当为河流专名。湖南攸县，即以攸溪（攸水）而得县名。《说文》：“攸，行水也。”段玉裁注：“按：当作’行水攸攸也。’”攸，古文通悠远绵长之意。当是指以武立国长远之意。
武攸得名，当与南朝梁萧铣割据长江中游有关。
《湖南古今地名辞典·武冈县》：“武攸县，《隋书》载，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罗川令萧铣据巴陵立梁国。萧铣析邵阳县置武攸县，属长沙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更名为武冈县。”共和国《武冈县志·大事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都梁、建兴二县并入邵阳县，大业间置武攸县。”事实上《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统长沙、衡山、益阳、邵阳四县。其注曰：邵阳“旧置邵陵郡。平陈，郡废，并扶夷、都梁二县入焉。”可见隋平陈（589），都梁（武冈）县已并入邵阳县。《隋书·卷四·炀帝下》载：隋大业十三年（617）“丙申，罗令萧铣以县反，鄱阳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铣于罗县，号为梁王，攻陷旁郡。”萧铣称梁王后，割据今邵阳一带。次年称帝，迁都江陵，割据长江中游，有兵40万。
《新唐·书列传第十二·萧铣》记：武德三年（620）镇守长沙的大司马董景珍之弟欲作乱，事泄被诛。景珍惧而欲降唐高祖，铣遣张绣攻景珍，景珍溃败，被部将所杀。铣因忌张绣骄功，杀之。于是大臣旧将皆疑惧，后多叛铣。唐武德四年（621）高祖遣大将李靖，率巴蜀之兵顺江而下，庐江王瑗，黔州刺史田世康，皆合兵攻铣。铣统辖地将领，遇唐兵献城而降。为挽败势，铣于今邵阳置建州。约在此时，萧铣分邵阳县置武攸县，复建兴县，有充分依据。建州辖武攸、邵陵、建兴三县。建，《说文》：“建，立朝律也。”萧铣置建州，当以此意，以图东山再起。
事实上，萧铣置武攸县后，当年降唐，被唐高祖“诏斩。”《旧唐书·地理志》：“邵州，隋长沙郡之邵阳县。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置南梁州，领邵陵、建兴、武冈三县。七年，省建兴入武冈，省邵陵并邵阳。”[17]这也明证，隋平陈后已撤邵陵郡，萧铣是分邵阳县置武攸县。高祖“平萧铣”后，改建州置南梁州，改邵阳为邵陵县，该《志》又记武冈“武德四年，分邵阳复置。”《新唐书·地理志五》亦有同载。北宋崇宁五年（1106）武冈县升为武冈军，迁治于今县城。
由上所述，汉文帝三年（前174）置武冈县，至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封长沙定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县治、侯治在武冈市新东乡七里桥，历132年，侯国除。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武冈县改称都梁县，以侯国名为名，属零陵郡。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又复名武冈，属昭陵郡。此后，武冈改称武刚、武强、武攸，皆以“武”字当头，足见武冈地望古久悠远。唐武德四年（621年）又复武冈县，迁治于今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属邵州。其历朝改名，皆有主因，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可不察。
隋唐之后，区划数改，县域亦更，县治随迁，归属随区划而定。不过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升武冈县为武冈军，治今治，属荆湖南路，[2]47-48逐成千年古城不易。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武冈路。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武冈府；九年降为州，省武冈县入州，属宝庆府。民国2年(1913)废州称武冈县。后称名不改，政区略调，归属随政区调整而更。1994年撤县设市，属邵阳市代管。
境内多山地，赧水两岸有沃野，为邵阳市著名“粮仓”。气候湿润。河溪众多。富农产多特产。武冈铜鹅为省内名产。多林产，云山自然保护区有伯乐树、香果树、杏银等。矿藏富有。交通方便。工业有基础。传统木作富有民族特色。古迹有法相岩、明城墙、凌云塔、文庙等。纪念地有城关南正街文化书社、邓元泰镇木瓜桥、县第一中学校园“红军山”。[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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