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本书全面考察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指出人类学视角为重建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及其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关联，提供了有益的线索。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这两种致力于解释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根本上都基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而对人展开认知，二者的结合描绘出一幅“人类世界的历史化展开”的思想图景。本书尝试将“人类学马克思”从一种身份界定上升为一个理论标识，聚焦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学向度问题，系统说明西方人类学传统对重新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想价值。

本书最重要的工作是清理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人类学视角是如何“嵌入”“展示”“内化”和“融合”的，是我见到的“以文献材料说话”，以思想进程的逻辑展开推演，借此将这一专题清理得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聂锦芳

本书对马克思思想如何从历史性的角度揭示人类世界的唯物论结构，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判定。该书以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新的文献学研究为基础，得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　猛

导 论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重新理解马克思

一、重新理解马克思：基础与方向

二、人类学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

三、本书的主旨、逻辑与基本观点

第一章 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开显

第一节 劳伦斯·克拉德对“晚年马克思”的发掘

　　一、作为《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

　　二、作为“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

　　三、作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阐释者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的动态演变关系

　　一、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理解人类学

　　二、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思想

　　三、从资本批判视域探索互动融合

第三节 马克思与世纪人类学的互通思想背景

　　一、历史主义对自然法的批判

　　二、人本主义对神学观的批判

　　三、进化主义对创世论的批判

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人类学

第一节 从法学实践到哲学省思

　　一、概论法学教育的哲学内涵

　　二、铺垫形而上学的人性根基

　　三、揭露现行法律的非人本质

第二节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现实

　　一、政治国家与人的分裂

　　二、市民社会与人的异化

　　三、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第三节 从抽象人性到历史世界

　　一、描绘“一般的”人类历史

　　二、揭秘“一定的”社会历史

　　三、创造“自觉的”自由历史

第三章 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人类学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重现的人类历史图景

　　一、经济学逻辑与人类历史的叙述方法

　　二、共同体诸态与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

　　三、原始积累论与人类历史的现代入口

第二节 亚细亚社会与资本扩张的空间界限

　　一、亚细亚概念的思想源流

　　二、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亚细亚社会的殖民问题

第三节 公社所有制与资本扩张的时间界限

　　一、德国公社的封建化转型

　　二、印度公社的殖民化过程

　　三、俄国公社的革命化前景

第四章 马克思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

第一节 进化论与自然状态的历史化

　　一、从自然状态到自然状态历史化

　　二、自然状态历史化的进化论方案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及困境

第二节 古代法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化

　　一、从自然法到古代法的演变

　　二、古代法研究中的历史视野

　　三、梅恩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

第三节 母权论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化

　　一、重新塑造自然人性

　　二、从母权制到父权制

　　三、母权论的思想价值

第五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学向度

第一节 人类历史的人类学定向

　　一、从神意安排到社会生成

　　二、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

　　三、从古典文明到史前文化

第二节 人与自然的人类学关联

　　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基础

　　三、人类社会产生的自然前提

第三节 世界秩序的人类学结构

　　一、从时空的秩序到世界历史的形成

　　二、资本逻辑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塑造

　　三、史前社会对人类世界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后 记

王莅，1990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著有《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在《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项。

一、重新理解马克思：基础与方向

2018年，我的导师聂锦芳先生带领我们研究团队推出了《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丛书（下文简称《重读马克思》丛书），作为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思想献礼。该套丛书出版之际，在201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的“人文咖啡馆·经典领读计划”讲座上，先生以“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走进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为题发表主旨报告，指出了“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言说了近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人们明确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反而愈益陷入聚讼纷纭的境地”。同年5月，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的纪念文章，辨析了“马克思思想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线索及其实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复杂性和批判过程的曲折性”“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普遍的个人的解放’”四个基础性问题。时隔一年，2019年12月先生再次以“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为题出版了自选集，该书分“反思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态度和方法”“马克思重要文本、文献梳理和解读”“马克思重要思想及其意义辨析和阐释”三个专题，汇集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提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仍然是我们时代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之一”。

201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的

“人文咖啡馆·经典领读计划”讲座留影

《重读马克思》丛书出版之后，不论是先生还是我们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停止对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工作，而“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就成为了我们在重新理解马克思过程中的前提自觉和学术坚守。作为学生，我认识到十二卷文本个案研究成果加上老师自选集的出版标志着一种综合了国内传统和国际视野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已经确立。所谓“国内传统”在于，我们的研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角，而以通史形态书写马克思文本内容和思想轨迹是中国学术界在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过程中所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所谓“国际视野”在于，我们的研究批判性地考辨并吸收国际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后文简称“MEGA2”）为代表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而MEGA2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Text）和附属资料（Apparat）正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研究的共同对象。具体而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包含了文献考证、思想解读和当代性阐发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

《“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聂锦芳自选集》书影

在文献考证阶段，我们广泛收集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包括MEGA2）和中国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仔细甄别文献学家和传记学家们考证的写作过程、版本特征和重要观点，并且对其中有矛盾和不一致的信息进行思想考辨。因此，我们的研究基于但不限于版本考证和细节甄别的文献学工作；毋宁说，我们的要义是通过文献考证来还原并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从而使大量处于未完成、未加工、未定型的马克思手稿、通信和笔记获得可能的思想结构。

在思想解读阶段，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整体视角，重点参照MEGA2对马克思写作过程的时间顺序考证，以文本的写作过程带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研究。直言之，我们需要首先跟着马克思的思考过程“走一遍”，然后才能从文本中提炼出马克思在回答或批判什么问题，最后再重点呈现出马克思对问题的分析视角和论证逻辑。因此，我们的研究不是带着问题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答案”，而是要先从马克思的文本中“读出问题”。基于以上思路，我们总结出马克思的研究过程通常是从摘录笔记（excerpt）、写作手稿（manuscript）到形成著作（work）的思想递进过程；同时，我们的工作也证明了马克思的大量研究都仍处于“未完成”的笔记和手稿阶段，而即便是已经发表或出版的著作或著述，也呈现出与先前在摘录笔记或写作手稿阶段不一样的思想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文本内容和思考结构的再现过程，既是重构马克思思想结构的过程，也是建构研究者思维方式的过程。

在当代性阐发阶段，我们基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张力，深入分析马克思的思想与其时代、我们的时代与其思想的内在张力，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张力。从反对形而上学、“普遍公式”和“万能钥匙”的马克思身上，我们深刻意识到他本人无意于抽象地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所以他的理论不可能为我们的时代直接开出“药方”。因此，阐发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是基于他的理论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这一前提，而这种关联又需要以历史的连续性作为中介。换言之，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阐发需要在自觉区分马克思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基础上展开以下三个环节的工作：其一，将马克思的理论回溯到产生这种理论的时代；其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从马克思的时代走向我们的时代；其三，从我们的时代中提炼出反映时代问题、刻画时代精神的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阐发需要在历史演进的坐标轴上，经过马克思理论的现实化和我们现实的理论化两个思维方向相反的过程才能实现。经由上述三个环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在逻辑上架起了文本与思想之间桥梁，在历史上连起了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我想，这便是《重读马克思》丛书所传达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照。

聂锦芳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书影

对我而言，《重读马克思》丛书的推出是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它们既为我的“照着讲”提供了成熟的范例和可靠的依据，又为我的“接着讲”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的可能。按照我目前的理解，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个案研究成果的传承与创造需要往三个方向同时延伸。

其一，“补遗”工作，这项工作的提出旨在反映并更进MEGA2的重要研究成果。《重读马克思》丛书涵盖的文本个案如同马克思思想结构的“关节”和“枢纽”，而不可能穷尽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部细节。因此，对于MEGA2已经出版的卷次内容，我们需要进行深度甄别，发掘对阐释马克思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个案或重要片段进一步展开研究；对于正在编辑或即将推出的卷次内容，我们需要保持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工作的进度和内在的症结；对于尚未展开的编辑工作，我们可以进行长远的研究准备，从语言学习、文献甄选、字迹识别、内容编排等多个角度开展案例训练。

其二，“突围”工作，这项工作的提出旨在推动以《资本论》及其手稿、通信和笔记为中心的文本群研究工作。《重读马克思》丛书不仅将《资本论》三卷内容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从总体上纳入研究视野，而且将以“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为代表的马克思晚年思想也视为广义上的《资本论》研究工作。基于这种宏观的文本和思想视野，我们将马克思从1843年“巴黎笔记”开始到1883年逝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全过程作为最重要的思想单元，让贯穿马克思40年理论生涯最核心的研究工作成为重构马克思思想演进和理论创造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的定稿与出版工作，但他终其一生都在“突破”资本世界和古典经济学对他的“包围”。因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传承者和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和责任接续他的资本批判工作，实现对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其现实基础的资本世界的双重“突围”。

其三，“转换”工作，这项工作的提出旨在将我们的研究对象转换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思想资源。《重读马克思》丛书的总体思路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时间叙事线索，但在各卷呈现的内容大量表明马克思有诸多持续或连贯的思想议题，而这恰好为逻辑叙事视角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因此，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从时间叙事转换为逻辑叙事的研究工作能够具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提出的“论从史出”和“论从著出”的原则。其中，最基本的视域转换应该包含三个连续环节：一是从文本个案上升为阶段史、问题史和部门史研究，二是从阶段史、问题史、部门史拓展为马克思思想通史进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三是从马克思思想通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即内史研究）扩大为马克思与西方社会、马克思与中国社会、马克思与世界历史、马克思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研究（即外史研究）。

基于上述“补遗”“突围”和“转换”的综合视角，本书力求以人类学视角为切入，通过全面发掘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系统呈现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思想关联，从而描述人类世界的历史化展开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因此，从总体上看，本书的宗旨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而这种理解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域下的重要文本个案研究，方向是基于西方思想传统考察马克思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为人类历史指出通往自由之路。

二、人类学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

当进入马克思与人类学的思想关联考辨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二者之间如何发生关联。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来看，虽然恩格斯在1884年就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来梁赞诺夫也于1923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摩尔根、梅恩、拉伯克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展开过研究，但一直到1972年克拉德（Lawrence Krader）编辑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又称“人类学笔记”）之后，思想界才认识到马克思与人类学研究之间具有广泛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笔记”的问世开启了马克思与人类学的思想关系讨论。

《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书影

作为《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克拉德同时还是“人类学马克思”的明确提出者和系统建构者。他不仅表明马克思对19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人类学（主要是社会人类学）展开了广泛研究，而且还指出这种经验人类学根源于马克思早年在德意志思想界习得的哲学人类学立场；与此同时，他还提出马克思于19世纪50—60年代的《资本论》研究具体体现了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过渡。

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

实际上，克拉德试图通过“人类学马克思”去打造一种不同于当时苏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形象。一方面，针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固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论”立场，克拉德列举了二者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大量差异，提出政治立场上的高度一致不必然意味着学术观点上的绝对同一；另一方面，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或“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割裂马克思的研究图景，克拉德力求以人类学视角贯通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以上两个方面内在地指向了“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以及“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两个关键问题，经历了后来半个世纪的理论与现实发展，我们愈发能感受到“人类学马克思”背后的问题指向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我们认为克拉德给出的“人类学马克思”建构方案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克拉德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过度依赖科尔施（Karl Korsch），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而该书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又特别针对第二国际时期的科学化倾向反过来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性。进而，在关于马克思与哲学的关系讨论时，科尔施与卢卡奇一样强调马克思学说的辩证法渊源及其革命导向。作为一项基于文本学的思想史研究，我们还需要指出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哲学著述公开出版之前所做出来的，因此这种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在脱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中进行的。科尔施的这一立场或多或少影响了克拉德，于是他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理解更多借助于哲学人类学的人本主义问题域，而不是将其纳入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线索。

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

克拉德将马克思晚年的经验人类学研究视为向早年的哲学人类学立场“回归”。这种做法反映了作为人类学家的克拉德对其理论工作的思想溯源，即经验人类学研究是对哲学人类学原则的具体展开，但将这一思路运用于解释马克思就显得不合实际。因为，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就已经超越了哲学人类学传统的人本主义理解模式，而晚年时期对经验人类学的关注也拥有与早年哲学变革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因此，以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线索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演进历程终究是外在的。

克拉德将《资本论》研究简单地作为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过渡”。与前述第二点克拉德局限于人类学学科视角相关联，他认为不管哲学人类学还是经验人类学都偏重于考察成文史以前的史前社会，故而与《资本论》所揭示的现代社会及其内在矛盾分属两个不同的论域。但是，这种研究对象的表面不兼容现象不应该作为建构“人类学马克思”之时忽略《资本论》的理由，否则结果就变成了这样——一项以人类学贯通马克思思想历程的研究竟然是在排除马克思毕生研究重心《资本论》的前提下展开的。事实上，即便到了20世纪以资本批判见长的法国人类学研究，例如莫斯（Marcel Mauss）、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那里，他们也几乎没有或很少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视域中建立与人类学的关联。因此，如何打通《资本论》与人类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成为了建构“人类学马克思”的核心难题。

纵观克拉德之后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凯利（Donald R. Kelly）、帕特森（Thomas C. Patterson）等提出的“人类学马克思”建构方案，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他们的思路都是将马克思理解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然而按照我们的理解，正是这一前提预设导致了他们从人类学学科视角处理马克思与人类学的思想关联问题时都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以至于在他们的理论中已经看不到通过“人类学马克思”重建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初衷。具体而言，之所以不能将马克思等同于“人类学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托马斯·帕特森《卡尔·马克思，人类学家》书影

19世纪人类学在广义上归属于法学传统，哲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分别与自然法理论、历史主义法学的实质是相同的。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并不存在后来所谓的“人类学家”身份，因为哲学人类学与形而上学中的自然法倾向是内在合一的，例如康德将所有的哲学讨论都指向了人类学问题，黑格尔将研究灵魂的哲学规定为人类学，而费尔巴哈直接以“人类学”（Anthropologie，又译为“人本学”）概称自己的哲学；而经验人类学中发展最为成熟的社会人类学则直接来源于古代法律史研究，例如梅恩（Henry Sumner Maine）、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科瓦列夫斯基（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кий）等都是职业的法律史专家，他们对史前社会的刻画基本上都是通过古代法律遗迹或时间上更久远的神话来推定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马克思对上述这两种法学传统在根本上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并没有无批判地倒向其中任何一方。

不论是人类学还是法学，都只是马克思从总体上理解人类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我们不能据此就将马克思窄化为“人类学家”或“法学家”。对于人类学家们所发掘出来的马克思与人类学研究的多维关联，我们一方面表示肯定，但另一方面更需要指出这是基于特定前提和视角所呈现的局部事实。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研究涉及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但我们也并不因此就将马克思视为“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等。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更不能将马克思窄化为“人类学家”，因为这一视角不仅从属于更宏大的法学背景，而且它在思想比重上也远远不及政治经济学所占的分量大。对此，恩格斯基于马克思全部经历概括得出的“革命家”和“科学家”形象显然更具有思想高度，特别是“科学家”这一定位能够反映出马克思对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持有批判性吸收的态度。

不论是哲学人类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还是经验人类学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都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批判现代社会的旨趣有根本差别。当克拉德等人类学家基于自身的身份去理解马克思时，他们更多地是去发掘马克思思想与人类学议题的相似性，而没有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出发反过来探讨他为什么走向人类学的思想资源。最明显的差异莫过于体现在，马克思既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地讨论人类，也没有像摩尔根那样将人类历史演进视为四种因素（即发明与发现、政治、家庭、财产）的平行进化；毋宁说，他的研究是从总体上观照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因此，相较于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拥有鲜明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即从辩证法角度考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内在统一过程和历史作用机制。这种研究方法在内容上取材于经验主义的研究结论，在形式上吸取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人类学学科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有根本差异。

基于“人类学马克思”重建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初衷以及“人类学家”视角不彻底的建构方案这正反两方面经验，我们的研究尝试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内在逻辑出发，重新探索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思想传统在整体上的关联。为此，我们考察了直到马克思时代的西方人类学演变历程，并将其概括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人类学源于古希腊时代从自然本性角度对于“人”（άνθρωπος）的理解——这个概念表征着一种既区别于神和动物，又具有自身目的的人的意涵。第二，在古希腊中后期和中世纪，人类学进一步明确地从自然属性出发理解人的类特征，具有和灵魂论（animism）、人种学（ethnology）相近的内容。第三，到了启蒙运动时代，一种基于理性的人本主义（humanism）视角代替了对于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解释，进而催生出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哲学人类学。第四，在费尔巴哈哲学里，他强调人的生理功能是感觉、知觉、理性、意志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因此他提出哲学的目标是统一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也直言，费尔巴哈从理论上实现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并明确表示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则是要在这种统一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与思辨哲学的统一。第五，19世纪下半叶以梅恩、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古代法律史研究者尝试基于古代法律遗迹、风俗习惯甚至是神话传说来还原人类社会的史前状态，进而将人类学研究从哲学领域下降到经验科学领域。自此，经验化的社会人类学就成为了专门以史前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与之形成补充的是，历史学探讨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发展过程，社会学探讨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以上述思想史背景为基础，我们一方面借鉴人类学视角发掘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另一方面回到19世纪的思想图景与现实历史中分析马克思与人类学思想的关联机制。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这两种共同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起源与发展的学说，在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扩张与危机并存的年代，共享了诸多时代问题与思想资源。虽然作为一门成熟的建制化学科，人类学完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但是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人类学发端于启蒙主义哲学、体质人类学发端于灵魂论和人种学、社会人类学发端于古代法律史研究。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从19世纪30年代上高中和大学时期开始便深受哲学人类学的影响，后来从60年代开始接触到进化论人种学，并以此为基础从70年代对古代法律史研究中有关史前社会的大量材料（尤其是公社土地所有制问题）予以关注。其中，马克思在广泛关注人类学各个分支的材料时，并不是无批判地接收，而是始终将其纳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矛盾中加以辩证审视。

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我们判定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内在结合点在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归旨正是“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这一蕴含在西方人类学当中的逻辑主题。于是，我们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作为打通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关键枢纽。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统一性不仅代表着西方人类学传统在经过启蒙理性洗礼之后的最高发展成就，而且还锚定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革命。当启蒙运动废黜了上帝创世的观念，进而自然科学全面展开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之后，一个被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世界就成为了人类认识的中心领域。适逢其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这一命题奠定了现代人自我理解的双重前提：一方面，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人类的生命起源于自然界的生物演化，而生物性个人为社会性个人的出现奠定了自然前提；另一方面，社会性是人类历史的完成，人只有在生产和交往过程中才能逐渐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束缚，从而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真正的人类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185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人类学视角可以实现“人类学马克思”建构之初所提出的重建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目标。与之相关，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何将作为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在哲学理念上视为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在实践指向上又再度将其视为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矛盾的根本解决，并且强调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三、本书的主旨、逻辑与基本观点

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历程中重要文本个案的考察，我们确证新唯物主义哲学变革及其资本批判效应构成了一条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线；其中，以《资本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长时间和最大比重。因此，《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理论议题将成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最重要思想参照。与直接探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不同，本书以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为起点，借助“人类学马克思”提供的视角充分发掘马克思思想历程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学因素，进而呈现他对资本时代的一种历史性反思。

概言之，马克思与人类学这两种致力于揭示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根本上都基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而对人展开认知：他们共同承认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前提，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实现；二者之间虽然性质不同，但可以完成转化。如果进一步回到西方思想传统来看，自然主义发端于古典时代的宇宙论，人本主义脱胎于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们分别代表着现实的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对自身生活世界的秩序思考；伴随着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展开，自然主义的目的论倾向和人本主义的观念论特征纷纷触碰到了自身的边界，于是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都朝着人的科学这一共同目标改造自身。对此，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为代表的19世纪德国思想家都自觉通过变革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进而重建人的科学，即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类学”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与人类学思想的关系问题关涉到马克思对西方文明现代转型的反思与推进。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在西方文明的视野中，从混沌走向秩序的过程被理解为世界化；相应地，世界秩序被进一步被理解为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三大组成部分构成的整体。在此背景下，古希腊时代突显了自然世界对世界整体秩序的决定作用，万物实现自身本性（即内部自然）被理解为最高的自然法，在此之下才是神法和人法；中世纪和近代时期提高了精神世界在世界整体秩序中的地位，自然界和人类同时被视为上帝的创造物，而近代早期出现的自然神论（deism）鲜明地表现了人格化上帝向理性化上帝的重心转移；到了现代社会阶段，上帝被废黜了，自然界也成为工业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人类世界就因此上升为世界整体秩序的塑造者和表达者。自此，世界秩序开启了历史化进程。简言之，世界的历史化既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又表征着人对自身的生活世界拥有理性反思和理论表达的能力。因而，历史对于现代人而言不是过去的僵死之物，而是由人所创造、被人所认知的通往自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以历史观为中心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变革把握到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其内在机制，这便是本书的标题“人类世界的历史化展开”力求表达的中心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按照总—分—总的逻辑来呈现人类学视角下的马克思整体思想形象。第一章作为“总论”主要实现破题功能，将马克思与人类学思想的关系从“人类学笔记”拓展至西方人类学传统，同时指出二者之间具有互通的根本问题，即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统一。第二至四章作为“分论”主要实现论证功能，按照青年、中年、晚年的时间顺序，先概括出与之相对应的哲学变革、资本批判和历史研究三大理论主题，进而在每一主题之下具体呈现马克思思想中人类学视角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内涵。第五章作为“总结”主要实现提升功能，将“人类学马克思”从一种身份界定上升为一个理论标识，为此我们聚焦于人类学视角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问题，系统说明西方人类学传统对于重新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本书五章内容的基本观点概括如下。

第一章全面展开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版书影

以1972年克拉德编辑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契机，“晚年马克思”逐渐摆脱了“思想衰退”或“慢性死亡”的标签，从而成为一个象征马克思思想发展新阶段的理论标识。对此，克拉德的工作具有开创之功——他不仅是《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而且还是“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以及马克思思想独立性和整体性的阐释者。

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将马克思与人类学的思想关系论域从“人类学笔记”这一文本个案回溯到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中，进而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动态演变过程主要包含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理解人类学，代表人物有恩格斯及其后以拉法格（Paul Lafargue）、考茨基（Karl Kautsky）、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聚焦于揭示史前社会的异质特征和结构、勾勒史前社会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构建贯穿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原则等理论主题；二是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思想，代表人物有国外的克拉德、凯利、帕特森等人类学家以及国内的黄凤炎、俞吾金先生等，他们致力于以人类学视角勾勒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以“人类学家”身份重现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当代性、以人类学理论构筑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或“第四个来源”；三是从资本批判视域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思想的互动融合，代表人物有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莫里斯·布洛赫等人类学家，他们跳出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双方本身的思想传统，围绕资本批判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以生产性消费为特征的普遍社会行为只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因此可以借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社会结构理论）来揭示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镜像”。

通过上述历史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思想关联发端于19世纪，正是这个在资本扩张同时伴有革命与危机的时代，马克思与19世纪人类学才得以共享诸多互通的理论主题和思想资源。就其最主要的方面，法学领域从历史主义视角对自然法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与社会人类学的共同关注、哲学领域从人本主义视角对神学观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与哲学人类的共同基调、宗教领域从进化主义对创世论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与体质人类学的共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思想关系凝聚为一项以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第二章讨论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人类学。

青年马克思

本章聚焦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主题，结合启蒙以降的哲学人类学传统，探讨马克思如何将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观点改造为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与以往基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来分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同，我们的研究借助哲学人类学视角，从人类视域的确立、人类解放的求索和人类历史的展开三个环节勾勒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过程，以此突显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鲜明的实践旨趣。

在人类视域的确立阶段，我们集中讨论马克思从大学到《莱茵报》时期的思想演变，并将其主题概括为从法学实践到哲学省思。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早年的法学与哲学背景具有互通的人本主义内涵，并且正是基于这种同一性，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才借助晚期希腊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论）为形而上学铺垫了人性根基，进而在《莱茵报》期间揭露了现行法律的非人本质。

在人类解放的求索阶段，我们集中讨论马克思从《德法年鉴》到巴黎时期的思想发展，并将其主题概括为从副本批判到原本现实。在旅居巴黎期间，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理解为由“原本”（Original）与“副本”（Kopie）所构成的双重结构，即一方面现实社会有其客观的历史展开过程，但另一方面现实又必须通过思想加以把握才能被人所认知。在“副本”批判环节上，马克思重点揭示了政治国家造成人的“公民”（citoyen）与“市民”（bourgeois）双重身份发生分裂，而这种分裂又是由社会“原本”中的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式将普遍的人的解放方案确立为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根本理念上要求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在实践旨趣上要求消灭私有制。

在人类历史的展开阶段，我们集中讨论马克思从《神圣家族》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之间的思想变革，并将其主题概括为从抽象人性到历史世界。在人类学视域中，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出经历了三个层层递进的发展环节：一是通过现实的人（首要是群众）及其物质生产生活描绘“一般的”人类历史，二是通过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基础揭秘“一定的”社会历史，三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创造“自觉的”自由历史。经由上述三个大的阶段，马克思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性整合，确立了与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匹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三章讨论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人类学。

中年马克思

本章聚焦中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主题，通过对《资本论》进行历史化解读，尝试挖掘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人类学议题。具体而言，《资本论》的历史化解读一方面广泛参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过程，按照时间线索考察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的重要手稿和笔记；另一方面深度发掘资本结构的历史形成条件，在历史性原则的指引下读出《资本论》背后的历史世界及其发展规律。在现有的研究中，直接基于《资本论》创作背景和理论议题讨论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成果并不多见，因为以现代社会及其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与以史前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直观层面上恰好相去甚远。但是，我们通过揭示《资本论》背后的历史世界可以具体呈现出现代社会中的史前文化因素。

为此，我们首先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蕴含了历史叙事旨趣，即以经济学逻辑作为人类历史的叙述方法，以共同体诸态描述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以原始积累论打开人类历史的现代入口。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之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意义判定为资本扩张的时空界限。为了以最典型的例证说明问题，我们以亚细亚社会为代表论证资本扩张的空间界限，同时以公社所有制为代表论证资本扩张的时间界限。

从空间界限角度来看，“亚细亚”（Asia）作为西方古已有之的概念，代表着西方对东方的传统理解，主要包含专制主义、土地国有、灌溉农业等意涵。到了马克思的时代，这一概念呈现出明显的内在张力，例如生产方式上土地国有和个人劳动的两极分裂、政治结构上专制政府和自治公社的上下结合、历史进程上王朝更替和社会停滞的封闭循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矛盾背后显示出资本主义殖民逻辑并非像资产阶级描述的那般天然合理或自然正确；毋宁说，他们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行将非资本主义世界纳入资本扩张的内在体系。我们在研究中遵循《资本论》第一卷以英国为历史背景的前提，并将其殖民体系归纳为在爱尔兰的“入侵型殖民”、在北美的“征服型殖民”和在印度的“统治型殖民”，进而揭示出以亚细亚社会为代表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大量的排异现象。

从时间界限角度来看，公社（commune）及其土地和财产公有制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形成了主导趋势，但与此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原始公社遗迹。我们将马克思在19世纪60—70年代《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广泛关注的公社土地所有制问题汇总起来，进而总结出德国公社的封建化、印度公社的殖民化和俄国公社的革命化三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类型完整勾勒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公社所有制的封建化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与法权基础，殖民化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及其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面瓦解，革命化预示了公有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完成对私有制的超越。由此可见，借助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时空界限，能够更加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问题。

第四章讨论马克思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

晚年马克思

本章聚焦晚年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主题，以“人类学笔记”为基础，深入探讨19世纪下半叶社会人类学的思想前提，及其在西方思想史图谱中的历史坐标。在现有的研究中，马克思晚年摘录的“人类学笔记”要么被分割为五个笔记加以研究——其中对于“摩尔根笔记”和“科瓦列夫斯基笔记”的研究较多，“梅恩笔记”的研究次之，“菲尔笔记”和“拉伯克笔记”几乎无人问津；要么以“摩尔根笔记”以及在此基础写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去解读其它笔记的内容。所以，从总体上看“人类学笔记”在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实现重建“晚年马克思”思想标识的理论任务，而这一问题在当代又是亟待突破的。

对此，我们既不赞同“人类学笔记”之间互相没有联系的说法，也不认可“人类学笔记”是一个“理论整体”的判断。通过考察西方法学传统，我们认为“人类学笔记”反映出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人类学聚焦于进化论、古代法和母权论三大思想议题，而这三大议题共同解构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的自然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现代人对历史性的信念。

首先，进化论完成了自然状态的历史化论证。由达尔文集大成的生物进化论赋予了西方自然状态学说以历史性，其思想要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判断：一是生物界的物种多样性是自身演化而非上帝创造的结果，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同遵守生存竞争的普遍法则，三是生物界的连续性和层级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然后，古代法实现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化论证。以梅恩为代表的古代法制史研究揭示了史前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关联，从而将现代社会的历史追溯到在时间上比希腊罗马更早的史前社会，其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法律的发展程度象征着特定社会的历史发展程度，二是法典化过程代表着文明社会的演进历程与特征，三是早期人类社会是以父权制家族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四是古代向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五是东方代表着西方社会的过去因而世界历史具有统一性。

最后，母权论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化论证。以巴霍芬和摩尔根为代表的母权论者相信母权制比父权制更接近于自然人性，因而早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其理论价值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重塑了人类历史的构造，二是指出了社会的自然起源，三是揭示了政治的人为建构，四是暗示了现代困境的出路。

实际上，以进化论、古代法、母权论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出现为标志，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已经开始了对资本化时代及其理性化表达的严肃反思；而以自然状态、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判断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确证了，不管是现代社会还是人类社会自身都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加以重建，而他晚年时期所处的19世纪70—80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面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被迫艰难转型的阶段。据此，我们认为是现实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马克思晚年思考的多元性和未完成性。在这个意义上，“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可以在西方思想史及其背后的现实历史演进中加以重新讨论，而社会人类学视角便是讨论这一问题的直接起点。

第五章尝试开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学向度。

北美易洛魁人氏族

本章以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为基础，按照哲学变革、资本批判和历史研究三大主题，系统总结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当代效应。按照我们的理解，贯穿马克思毕生理论研究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的核心要义是从现实出发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基于此，我们认为人类学的问题视角和思想资源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议题，而且还建构起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人类历史叙事主题上的诸多具体结论。对此，我们将其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学向度”。具体而言，在人类学视域下，人类历史叙事重点突出了“人类历史”“人化自然”“世界秩序”三个问题，我们的讨论也据此展开。

首先，人类学视角回答了人类历史的定向问题。借助西方人类学传统，马克思成功地将人类历史展开的方式从神意安排转向社会生成，将历史叙事的中心从市民社会转向人类社会，将历史创造的基础从古典文明转向史前文化。这种人类历史观念一改资产阶级启蒙史学将古典等同于现代的历史观，不仅在历史范围上将人类历史叙事往前追溯到史前时代，并同时往后延伸至共产主义社会，而且在历史内容上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或“封建的社会形态”填补了“中世纪”观念的历史真空。

然后，人类学视角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人类学关联。在西方人类学传统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并非根本异质的二元本体；相反，“人化自然”概念最鲜明地体现出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具体而言，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包含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一是通过哲学批判论证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基础，三是通过历史批判发掘了人类历史产生的自然前提。

最后，人类学视角提供了世界秩序的人类学结构。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世界”意味着从混沌走向秩序的过程，并且这种秩序先后被表达为古希腊的自然秩序、中世纪的心灵秩序和近代以后的历史秩序；其中，时间和空间构成了两种彼此关联的基本秩序。在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下，马克思将世界的时空构序推进到世界历史问题，实现了“世界”与“历史”概念的内在融合，即世界历史意味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历史中走向统一的过程，其具体表现是机器化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此前提下，马克思一方面立足现代社会描绘了资本逻辑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塑造，具体表现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以及通过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勾勒的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如此这般的现代社会结构并非是天然合理的；事实正好反过来，它只不过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因此，基于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社会普遍深陷经济危机和政治倒退的现实，马克思尝试以史前文化对人类世界秩序进行重塑。概言之，这项工作的理论构想主要包含三个要点——方案是以社会进化重新解释人类历史的生成过程，核心是将政治秩序还原为更基础的社会秩序，意义是改写西方文明的“家庭—国家”结构。

由此可见，以“人类历史”“人化自然”和“世界秩序”三个主要问题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可以获得明确的人类学指向，这代表着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相互融合而成的最重要理论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思想传统可以为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丰富的问题视角、理论议题和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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