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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在甘肃敦煌的茫茫戈壁之中，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的积沙时，意外地发现了藏经洞——一个隐藏了数百年、堆积着无数珍贵典籍的密室。

藏经洞的发现，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藏经洞内藏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多种文字的古代遗书数万件，以及佛画、幡幢等各类文物，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发现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指敦煌所出4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

这些遗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佛教经典、道教经典、传统经史子集、俗文学、医书、史地著作、类书等多个领域，是研究古代中国乃至中亚、西亚地区历史、宗教、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在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丰富，包括佛经、经疏、僧传、戒律、忏悔文、讲经文、变文、因缘文、赞文、发愿文、启请文、愿文、供养文、斋文、祈雨文、追福文等多种类型。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在中国乃至中亚地区的传播情况，还揭示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研究佛教思想、信仰、仪式、艺术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除了佛教文献外，敦煌遗书中还包含了大量非佛教文献，如道教经典、儒家典籍、历史著作、文学作品等。这些文献的存在，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还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例如，藏文遗书的出现，就证明了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而回鹘文、粟特文等外族文字文献的发现，则揭示了当时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然而，自藏经洞被发现以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人，纷纷来到敦煌，以各种手段盗买或骗取了大量经卷和文物。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骗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

后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正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骗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

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盗走了藏经洞里最有价值、最精华的经卷。

据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

他还在藏经洞中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了他的“作案现场”。

直到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命人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并将剩余的敦煌遗书运至北京。

但当时的押运官带车队进入北京后并没有直接向皇帝复命，而是私下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贪污盗取走部分珍品。

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贪污不少，这些经过儒官精选的上等文物被贪污私吞。

据考证，到今天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的敦煌遗书总数达五万件以上。

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

除此之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也都有少量收藏。

敦煌遗书的流失，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

有人说，藏经洞的损失源于王道士的无知。

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在一次次将经卷送到清政府衙门却不被重视后，对中国文化研究颇深的伯希和的到来也许让王道士感受到了一丝“知音”般的慰藉。

尽管那些珍贵的文物即将被运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