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湘南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

郭大章（1982-），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延河》《芒种》《厦门文学》《小小说选刊》等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十万字，著有《苏家坳纪事》《茶余酒后话名士》《批评的锋芒》《行走的时光》等著作8部，作品曾获全国首届浩然文学奖，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重庆市巴蜀青年文学奖，陕西省青年文学奖，野草文学奖小说一等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第四届吴伯箫散文奖，第八届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大赛优秀奖，第十届全国青年原创文学大赛优秀奖等省部级奖项20余次。

还原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吴宓

——评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

郭大章

摘    要：王本朝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在翔实而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通过简洁而生动的文字，事无巨细的生活细节，刻画并还原出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吴宓形象，展现出宏大而开阔的学术研究视野，呈现出“史料”的细化和对碎片化生活细节的重视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以个体或个体日记映射时代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为吴宓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王本朝；吴宓；形象

《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王本朝 著
九州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2022年4月，王本朝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以《吴宓日记续编》为研究对象，围绕“吴宓日记”等史料，对吴宓的“看电影”“读书治学”和“病理档案”等生活的“细部”进行研究，讨论了吴宓1949年后的生活、思想以及生命形态等问题，呈现他吐尽肝胆的精神困苦，探讨世路崎岖中的个体际遇，从多角度还原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吴宓形象，让吴宓在一堆“僵死”的材料中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学术思路。细读该书，我们会发现明显地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史料：翔实而丰富

王本朝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视“史料”的学者，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一直都是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的，有着鲜明的“史料意识”，比如其“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等。他曾说：“文献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文献史料也就无法开展研究工作。”[1]序二“有材料才能说话，有多少材料才敢说多少话，著书立说更应该如此。”[1]序二很明显，他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延续了他一贯重视“史料”的现代文学研究路数，在“重史实，讲材料”[2]104的原则指导下，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来“说话”。

王本朝在《后记》中阐述了他的这一原则：“凡叙其事，述其理，引其言，多让材料说话，少论或不论。”[3]388于是，书中便呈现出大量的“史料”细节，从吴宓的日常生活，到吴宓的读书治学，无一不是用翔实的“史料”来支撑，以便完成对吴宓某种形象的建构。比如，在论及吴宓顺时安命的时候，说他喜欢风景和美食，喜欢风景不挑地方，不管是旅途的风景还是校园的风景，他都喜欢；喜欢美食，口味清淡，能喝酒，爱品茶，但不会做饭，常去同事朋友家蹭饭。在呈现这段细节的时候，“史料”甚至会细化到哪一年哪一天的哪个时刻，吴宓在哪个地方做了什么，比如，“13日晚，又去穆济波家，同周邦式饮白酒，’谈诗及佛教’。1月22日，饮广柑酒。2月2日，去李源澄家饮白酒。4月2日，在周邦式家，’饮茅台酒半钟’，周还帮吴宓修改诗歌”[3]9；同样，在论及吴宓日常的资助和借贷时，也会细化到哪年哪月哪日资助，或精确到借贷金额的个位数甚至小数点后两位数，比如，“以1964年4月为例，5日，给雪10元；10日，领4月薪272.5元，扣除房租2.52元，家具租0.98元，自来水0.40元，电灯1.51元，膳费22.33元（代开桂垫支膳费及厨工费3.71），定期储蓄120元，清洁费0.50元，实领124.35元”[3]28。

书中的“史料”除了翔实，还很丰富。大到吴宓意味深长的文化坚守，小到吴宓看电影等日常生活，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史料”来佐证，而且，这里说的“丰富”，不仅关涉到吴宓研究的方方面面，更在于对于吴宓生活中某一件小事的反复论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以求判断的全面和准确。比如在论及吴宓“看电影”这一事件时，便跳脱出个体日常生活需要等“小事”的角度，延伸到政治思想改造和文学审美追求等“大事”方面来展开论述，来呈现出“史料”的细致和丰富。从“小”的方面来说，“1941年5月28日，吴宓追求张尔琼，张尔琼’喜游宴娱乐（如电影、戏剧、音乐等），多有各种消遣’，不喜欢游玩的吴宓却邀请张尔琼看电影，看电影成了吴宓谈恋爱的方式，很有摩登的派头”[3]40-41；而“大”的方面则更具典型意义，“1953年11月11日，他看电影《北冰洋》。1955年5月15日，看苏联电影《一件不能忘记的事》。9月18日，看由果戈理编剧的电影《钦差大臣》。1956年元月2日，看印度电影《暴风雨》”[3]45。源于“史料”但不拘囿于“史料”，从这些丰富的大大小小的“史料”细节中，王本朝“抽”出了吴宓，在还原历史现场中完成了吴宓形象的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一书还显示出王本朝选择“史料”的勇气。我们知道，鉴于某种现实的抑或制度的规约，我们的学术研究并非一片完全的“净土”，依然是有着很多“禁区”的，哪些“史料”能碰，哪些“史料”不能碰，到底该怎么碰，都得讲究某种既定的“规矩”，这就给我们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寻求学术的真相，又不得打破某种既定的规制，如何在这种“裂痕”中求生，是考验学者的一大难题。难能可贵的是，王本朝完成了这种考验。王本朝在选择“史料”的时候，没有规避某种不可触碰的“禁区”，尊重历史和真相，以详尽的“史料”呈现出吴宓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欺辱和批斗，还“史料”以“史”的真相和尊严。比如其中《梁平日记：病理档案》一章，便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详细还原了吴宓挨打致残的过程及其遭受疾病折磨所带来的生活不便和精神困扰，呈现出一份历史的“病理档案”。这体现了王本朝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寻求真相的勇气，以及对公正的追求和学术的执着。

二、形象：生动而立体

王本朝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即他塑造了一个生动而立体的吴宓形象。该书对吴宓形象的塑造，是全方位的，全书共分为四辑，分别从“日常生活”“生存境遇”“文化坚守”以及“教说读写”等四个方面来塑造吴宓的形象。

首先是生动。王本朝在塑造吴宓形象的时候，很注重生活的细节，特别注意刻画吴宓在生活中的小事，因此显得极其庸常和琐碎，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庸常和琐碎，才使得吴宓的形象变得生动起来，带着可掬的笑容从一堆史料中向我们走来。在王本朝那里，吴宓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衡派”古板学究，而是一个生活在我们周围有着各种小毛病的凡夫俗子，甚至有点可爱的小老头。

吴宓

吴宓能喝酒但酒量不大，“他的酒量不大，三两知己聚在一起，主要是以酒助话，以酒解闷”[3]8；吴宓喜欢美女，“在批斗会上，看到女生发言者，说她’明眸皓齿，言语莺声’”[3]12；吴宓是个急性子，“易怒，说话急，还跺脚，晚年还时不时自言自语”[3]17，但有时又优柔寡断，“他的优柔寡断事例数不胜数”[3]19；吴宓会因为对社会现实的种种不适应而焦虑，有一种来日无多的绝望感，“他的想法多不合时宜，在社会进步面前表现得落后而迂阔，于是，他深感抑郁……甚至预测自己某年某月必死无疑。在日记里，多处出现’死亡’记录”[3]230，也会因为恋爱的失败而痛苦，“20世纪40年代，恋爱的失败也让他产生了出世皈佛想法”[3]201，他甚至有多次的占卜经历，1937年7月27日，日军拟占领北平，“吴宓’感念时危国难’，以《易经》占卜，得卦辞：’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凤吉。’陈寅恪在电话里告知吴宓是吉卦，吴宓’乃整衣卧床’，’静待天命’”[3]235。

其次是真实。不论再怎么凡俗，吴宓毕竟是一个守旧派学者，在他身上还是有着许许多多旧时知识分子的特征，这也和吴宓的“学衡派”代表相符，跟以往诸多著作中的吴宓形象相吻合。我们知道，跟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相比，吴宓是一个典型的“顽固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他“喜读旧书，念往事，思古人”[3]112，1955年5月11日，读《虞部新至》；1962年8月18日，读李源澄的《秦汉史》；1963年10月6日，读缪钺《读史存稿》；1964年12月4日，读《鹤林玉露》十六卷完；1965年8月6日，读张舜徽著《清代文集别录》上下二册。[3]112-113吴宓高贵，有骨气，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他虽然经历了不少社会运动和思想改造，但除身体残疾和疾病缠身外，几乎没有大的变化，执念如旧；吴宓对于改造态度决绝，他拒绝改造，也不愿意改造，甚至不惜和家里疏远，和朋友绝交，“吴宓的态度，用一句话表达：我就这样了，随你们的便吧”[3]340；“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吴宓还明确表示：’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3]343一句“把我杀了，我也不批”掷地有声，一个有着高尚节操的知识分子形象，瞬间跃然纸上。

最后是全面而立体。《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中吴宓的形象是全面的，他善良诚厚，认识不认识的都来借钱，而吴宓基本也是有求必应；他虽反对白话文，但并不完全排斥白话文，只是希望文言能与白话相伴而行；他对待教学极其认真，不辞辛劳，教出了无数声名显赫的弟子，可谓硕果累累；他言行一致，言而有德，即使失言，也始终坚守真实和良知的底线；他敢于仗义执言，敢于说真话，带着怨气和怒气，在讨论会上发言，质疑阶级出身论；他品德高尚，学院分给他一套大房子，他坚决只要一半，他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二级教授，待遇优渥，但他将其中的大部分用来资助亲朋故旧及其遗属，弄得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
从左至右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当然，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本朝在书中不仅赞扬了吴宓的各种优点，也暴露出吴宓的许多缺点，不仅有好的评价，也有不好的评价，使得吴宓的形象更加真实，也更加立体。比如，在评价吴宓的文言文水平的时候，说吴宓并不长于说理，他的说理多有自我重复，有时还欠缺逻辑性，说吴宓采用文言行文，并不十分顺畅，近似应用文和草稿笔记，不时还有词不达意的缺点；[3]252在评价吴宓对待张尔琼感情的时候，说吴宓笨拙，看问题自以为是，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个体；[3]263-264在评价吴宓的学术成就时，说他的“国学大师”称号显然是“过誉”了，旧学比不上王国维和梁启超，新学比不了鲁迅和胡适，吴宓在学术上无法与他们匹敌，说吴宓的“学术成就平常”，在1949年后尚可，指以前则有些偏低；[3]63-64在评价吴宓的诗歌时，说他不及吴芳吉，吴宓后来学杜诗能取其神而遗其貌，多得吴芳吉的指点；[3]101说吴宓在现实生活里，面对“御者”，显得十分害怕，谨小慎微，[3]142甚至连男女的性知识，都来源于骡马。[3]139

三、视野：宏大而开阔

王本朝在《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的《后记》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可以说正说明了他创作这本书的深层次“用意”：“吴宓日记记录了社会风景，但不可当风景看。”[3]386在王本朝看来，现代作家的日记实际上隐含着许多社会历史的和文学的信息，尤其是吴宓日记，因吴宓主要处在社会边缘，少了些宏观纪事，而多日常生活，这就更加凸显出吴宓日记的价值。“吴宓日记虽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见证……。可看作是社会和个人的’史记’。……他有自己的述史意图，想保存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存史以明鉴。”[3]66

《吴宓日记》，吴宓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

王本朝很早就开始关注吴宓日记了，“《吴宓日记》二十多年前刚出版，我就阅读了，前前后后应该读了三次，每次的感受都不同，每次带给我的震撼也不一样”[4]36，2018年是吴宓逝世40周年，王本朝以此为契机再次细读了吴宓日记，他说“吴宓作为一个著名的人文学者，有很多响当当的名号被大家熟知，比如’国学大师’’中国比较文学开创者’’哈佛三杰’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及作为’生存者’或者’存在者’的吴宓更加真实丰富”[4]36，观念的吴宓并没有日记中的吴宓更为鲜活，更为真实和丰富，并且更有味道，因为吴宓在日记中既描摹社会突变与政治风波，又事无巨细地记录自己琐碎的日常和丰富的感知，以及他和种种人事的周旋，让我们非常真实地看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年代中生活的委顿，精神的高贵以及道德的整饬，于是王本朝“想借助吴宓的日记，诠释或还原一个带有着文化遗民心态的读书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4]36，这才有了《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这本书。

同样，王本朝在《后记》里面也阐述了他创作此书的缘由：“我想取小视角观察大时代，从一个小切口进去，能够看到比较清晰的历史规律。”[3]387因此，王本朝在书中所描述的吴宓所经历的事就不再是吴宓个人的事了，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历史的证词。比如，吴宓的“看电影”就早已跳脱出了个体的娱乐喜好，体现出思想改造的要求和历史认知的选择，“看电影”这一看似极度个体化的行为本身，无形中就与政治的以及历史的时代特征关联了起来，我们从吴宓的“看电影”即可窥见时代的重压和历史背影。在论及吴宓的“不得不言”时，吴宓的说和不说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沉默，就可能被认作不接受改造，思想顽固，不求进步；如果积极发言，要么就只能作伪说假话，这有违道德良知，如要说真话，但又跟不上时代潮流，也会被作为继续改造和批判的证据，于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左右为难，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会陷于无奈和痛苦，“说话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尤其在言论和思想需受约束的年代，一旦不符合规定和要求，就可能失言招祸”[3]361，在这里，吴宓极具个体意志的“言说”行为，却演变成了隐含着某种历史的荒诞现象，说话不再是“说话”本身，而指涉的是时代和历史，这正体现出王本朝宏大而开阔的学术视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本朝的这种宏大和开阔，还不仅仅是宏大和开阔本身，其中还隐藏着一个学者的“求真”和“求实”，即他不会为了追求宏大和开阔而忽略掉学术的“真”和“实”，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王本朝说：“吴宓日记所记人事并非完全是客观的，肯定存在个人偏见和成见，有客观事实呈现，也有个人情绪，特别是他的委屈、郁闷和愤懑不平，它们完全可能干扰他的记录和判断，何况他本人说话记事，也不免率性而为，肯定有’隐讳、遗漏、与事实不符之处’。所以，人们不能以日记之是非为是非。”[3]379-380说来简单做着难，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其实背后蕴藏着多少对学术的虔诚和对真相的执着。

四．吴宓研究中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

考察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一书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离不开“吴宓研究”这个坐标体系，因此，有必要对近年来吴宓研究的现状作一个简单的梳理，才能更好地确立该书在吴宓研究中的价值和创新。

吴宓是“学衡派”的重要代表，其最早是作为新文学的反对者被提及和论述的。由于资料欠缺等各方面原因，吴宓研究严重滞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起步。其后，随着陕西和重庆等地各届吴宓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尤其是《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吴宓日记》（1910—1942）、《吴宓日记续编》等相关著作的出版面世，吴宓研究不断升温，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格局，研究者以“学衡派”和《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等为依托，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吴宓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把吴宓和“学衡派”研究一步步推向成熟。

吴宓研究书系，王泉根 王本朝 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综观吴宓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维度。首先，是吴宓和“学衡派”研究。“学衡派”研究是吴宓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和背景，也是吴宓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沈卫威在吴宓和“学衡派”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论著，比如《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吴宓与〈学衡〉》等，对“学衡派”的文化选择及其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史实描述和理论阐释，全方位展示了吴宓及“学衡派”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周佩瑶的《“学衡派”的身份想象》以“学衡派”的自我身份定位为论述中心，梳理其形成和演变过程，考察各成员在《学衡》杂志的分工和作用，客观地呈现了“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及贡献。类似的著作还有郭昭昭的《学衡派的精神世界》和周云的《学衡派思想研究》等。

其次，是吴宓的思想和文学理论研究。吴宓是一个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皆很深的学者和教育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其推行的“博雅”“通识”教育理念影响深远；同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是吴宓一生的志向和理想，其诗词创作和《红楼梦》研究都是值得关注的，因而，对吴宓的思想和文学理论进行研究是吴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对吴宓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发掘其传统思想源流和外来思想资源，而对吴宓的文学理论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吴宓的文学观和诗歌及翻译研究。孙媛的《建构新文学的另一种思路：吴宓文学思想研究》紧密结合中国新文学追求的宏阔语境，全面分析了吴宓文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和批评实践特征。郑师渠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吴宓等学衡派代表的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重新研究评价了“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对其进行了“翻案”。王雪明的《制衡·融合·抗阻：学衡派翻译研究》则考察了学衡派的翻译活动，对学衡派翻译活动的策略运用和译文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而揭示出其翻译西学所意欲传达的理念和期望达到的目的。

再次，是吴宓的生平研究。生平研究是吴宓研究最基础的研究领域，也是文章数量和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主要代表有吴学昭和沈卫威等。吴学昭作为吴宓先生的女儿，在搜集整理吴宓的文献资料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整理出版了《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吴宓日记》《吴宓诗集》《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诗话》《吴宓书信集》等著作，为吴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通过大量的资料，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吴宓的生平经历和学术历程，还原了吴宓丰富而坎坷的一生，类似的传记还有傅宏星的《吴宓评传》和北塔的《吴宓传》等。年谱研究也是生平研究的一种，除了前面提到的吴学昭整理的《吴宓自编年谱》外，还有刘明华整理的《吴宓教育年谱》和许军娥的《吴宓著译系年目录辑要》等。

第四，是吴宓的交往研究。吴宓的交往研究是近年来吴宓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考察吴宓和社会各界的交往情况，以此来还原吴宓的复杂形象和重返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吴宓生平研究的一个分支。比如黎汉基的《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吴宓与吴芳吉》和肖太云的《吴宓与新文学作家》即其中的代表。此外，凌孟华和余婉卉等，也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等资料为中心，考察了吴宓与政界和同事等的交往，为我们解读吴宓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比如《吴宓日记中的“毛泽东”》《〈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考察》《〈吴宓日记〉中的老温德》等。当然，吴宓研究并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吴宓日记续编（全十册）》，吴宓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
结合前面对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一书特点的论述和吴宓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王本朝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在众多吴宓研究成果中，呈现出了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是“史料”的细化。“史料”工作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任何一项研究都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的，其他吴宓研究的成果依然如此，那么，这里有无必要把“史料”专门提出来当成是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的研究特点？答案是肯定的。虽说其他吴宓研究的成果也很重视“史料”，但像王本朝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这样，对“史料”的运用能够“细化”到如此程度，在以往的吴宓研究中，是很少见的，这就使得该书呈现出“史料”多于论述的这一学术“奇景”，但正是这一“奇景”却折射出王本朝吴宓研究甚至现代文学研究强烈的“史料意识”。在王本朝看来，“文献史料与学术研究是互动的，文献史料的发掘可以带来研究的突破和创新，纠正和改变学术研究中的错误和偏狭”[2]104，“如果没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建设，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成为一门历史科学”[2]104，因此，“重提史料意识，重视文献史料的发掘，有助于补救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史料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学风空疏和泡沫化现象，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规范和深化”[2]10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正是在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其次是对碎片化生活细节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本朝的《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其实可以划归到吴宓的生平研究这个序列内，那么，跟其他关于吴宓的生平研究比起来，王本朝的研究究竟有着哪些不同的地方？抑或说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值得我们深思。前面说过，王本朝在还原吴宓形象的时候，显得尤其生动、真实而且立体，这其实就来源于王本朝对于吴宓碎片化生活细节的重视。从这些旁人不易察觉的碎片化生活细节里，王本朝才能对吴宓给出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评价，而正是王本朝的这些评价，让吴宓走下了“神坛”，从一个印刷在书本上和隐藏在“史料”中的“国学大师”吴宓，变成了一个有着有趣的灵魂的、可以触摸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吴宓，而不再只是一个存在于故纸堆中的某种“概念”。可以说，这正是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是其对吴宓研究的一个贡献。而且，也正是因其塑造吴宓形象的真实和立体，同时也彰显出王本朝作为一个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做学问的客观和公正。这对我们做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是有着某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的，而且对我们做学问的态度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来突出王本朝重视碎片化生活细节研究的意义。沈卫威和王本朝都是吴宓研究的大家，而且都曾做过吴宓的生平研究，沈卫威的研究特色是，将学术成果用传记文学的形式表述出来，对人物的叙述不局限细节的考辨和事件的铺陈，而是把握其思想实质，同时融入大量的学术思考，贯穿其研究的主线是对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思考，意在唤起人们一点有关历史的回味和思考，从而更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而王本朝则不一样，他不但非常重视生活的细节，而且在这些细节中，尽量规避研究者本身的价值取向和意义形态，规避研究者本身对事件的看法，尽量让历史事实用碎片化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来，还原其本来的真实，以期达到真正的历史“重返”。王本朝研究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是研究方法的启示。在王本朝看来，吴宓日记是一面镜子，既“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氛围；也是一份精神档案，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感、心理、思维与精神状况；同时还是一份心灵的证词，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抵达生活的深处与历史的荒诞”，[4]36其意义非常重大，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王本朝想借日记为“源”，时代为“脉”，历史为“根”，寻找出时代风云的某种精神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正如他在《后记》里说的那样：“我不想为他立传，不想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也不愿意将其逸闻趣事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我只想尝试一下个人史写作，探讨世变中的个体际遇，以及社会历史的变与不变，个人与社会的种种磋磨情形，如此而已。”[3]387-388王本朝的这种“以个体或个体日记映射时代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吴宓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的启示，这才是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注 释：

[1]凌孟华.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王本朝.让历史纸屑释放出新的意义:评《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J].现代中文学刊,2020(1).

[3]王本朝.最爱先生古道长:《吴宓日记续编》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

[4]王本朝,张望.文学制度、文学经典与文学思想史:王本朝教授访谈录[J].当代文坛,2021(2).

编辑：卜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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