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日头毒，晒得麦田金黄一片，空气里满是麦秆焦香和泥土的燥热。王家庄的人都躲在家里歇晌，只有树上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就在这时，村东头老李家的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接生婆掀开帘子出来，脸上笑出褶子：“是个大胖小子，足足七斤八两！”
李大柱搓着手站在院里，听着屋里儿子的哭声，又看看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咧嘴笑了：“六月生的娃，有福气！”
这话不是他说的，是他爹老李头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时念叨的。老李头说，六月生的孩子，落地时天地正暖，不用挨冻；麦子熟了，不愁吃的；连洗尿布都干得快。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果然，这孩子真像有福的。小名就叫“六月”，长得白白胖胖，从不闹夜。满月那天，李家摆了五桌酒，院子里的枣树投下一地荫凉，乡亲们都说这孩子命好，赶上了好时候。
说来也巧，同一天，村西头的赵老蔫没了。
赵老蔫是孤老汉，年轻时挑河堤伤过腰，一辈子没娶上媳妇。发现时，他已经躺在那间低矮的土屋里两天了。正是最热的时候，等邻居闻到异味推门进去，人已经不行了。
村里几个老辈人摇着蒲扇叹气：“六月里走，真是没福分啊。”
按规矩，要停灵三天。可这六月天，哪里停得住？冰块要去四十里外的镇上拉，赵老蔫没儿没女，谁出这个钱？最后只能草草擦了身，换上件旧衣裳，当天下午就抬上山了。
送葬的队伍稀稀拉拉，晌午的太阳晒得人发晕，汗水浸透了孝衣（是几个远房侄子临时穿的）。黄土路上扬起的热浪扭曲了远处的景象，几个抬棺的汉子脚步匆匆，都想赶紧结束这场煎熬。
李家的酒席正热闹时，送葬的队伍从村西头的小路经过。有人瞥见了，小声嘀咕：“看看，生也有时辰，死也有时辰。一个在六月里来，一个在六月里走，命啊。”
老李头听见这话，放下酒杯，往西山方向望了望，默默倒了碗酒洒在地上。不知是敬天地，还是敬那个没福气的同村人。
六月渐渐大了，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这孩子确实聪明，书本一看就会。夏天他光着脚在河里摸鱼，冬天趴在炕头写作业。村里人都说，老李家要出个状元了。
可日子从来不是顺着人想的过。六月十岁那年，连着下了一个月的雨，麦子烂在地里。转年又遇大旱，河床干得裂开口子。李大柱蹲在地头，头发白了一半。
六月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下地帮忙。他爹说：“你回去看书。”六月摇头：“书啥时候都能看，地不等人。”
这孩子像是把六月的生机都吸进了骨子里，越是艰难，越是往上蹿。十七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大学，是整个王家庄头一个。
送他走的那天，又是六月。麦浪滚滚，和十八年前他出生时一样金黄。老李头已经拄拐杖了，他摸着孙子的头：“你是六月生的，有福。这福气不是老天白给的，是你自己挣来的。”
六月背着行李走到村口，忽然想起什么，绕到西山上。那里有片坟地，赵老蔫的坟在最边上，已经快被荒草盖住了。他拔了几把草，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许多年后，六月成了农业专家，带着新技术回到县里。他推广大棚种植，教农民搞节水灌溉。村里人再也不用完全靠天吃饭了。
又是一年六月，老李头去世了。享年八十四，走得很安详。
那天也很热，但村里已经通了电，家家有风扇。冰棺是现成的，子孙们从各地赶回来，丧事办得体体面面。吊唁的人都说，老爷子这才叫有福，高寿，善终，儿孙出息。
出殡那天清晨，六月捧着爷爷的遗像走在队伍最前面。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晨风吹过麦田，沙沙作响。他突然想起爷爷常说的那句话：“有福之人六月生，无福之人六月亡。”
如今他明白了——哪有什么月份注定福祸呢？赵老蔫若活在今天，也许能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爷爷若生在从前，也可能要忍受酷暑离世的凄凉。
所谓福气，不过是人生际遇碰上了合适的时候。而最好的时候，就是人一点点把日子往好里过，让生者不必苦于暑热，死者不必草草埋葬。
队伍经过当年的麦田，如今已是大片温室大棚。六月回头看了眼村庄，白墙红瓦在晨光中格外清晰。
他终于懂得，真正的福气不是生在六月，而是让每一个六月，都充满生生不息的希望。
农历六月（阳历约7月）正值盛夏，作物繁茂、食物相对充足，天气温暖，新生儿不易受冻挨饿，抚养条件较好。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此时生育被视为“得天时”，象征孩子生来衣食无忧，故称“有福”。
如果六月去世，在那个年代，冷藏技术落后，遗体易腐，家人需忍受酷暑处理丧事，仪式从简，被认为是一种“不幸”，故称“无福”。
当然到了我们现代社会，如今医疗、卫生、冷藏技术已极大改善，出生与死亡的时间不再受季节的绝对制约。
总之，这句老话它揭示了古人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观察，但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实际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记忆，理解其中蕴含的生存智慧与苦难共情，而不必拘泥于字面的“命运”解读。
如今，“福气”更多取决于社会机遇、个人努力与健康观念，而非出生的月份。生命的价值，本就不该被季节定义。
作者 | 鸿雁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