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缪刻本有初印、后印之别。民国初，吴江叶振宗曾在苏州书肆收得一缪刻本，随后交与叶德辉审定印次。是书见于西泠印社2013年秋拍（编号0037），书末有民国八年（1919）叶德辉跋：
现代学者郭立暄亦曾对缪刻本之印次给予关注。通过比勘，郭立暄发现“初印本与宋本违异者约五十处，未见剜痕，盖写样时所校改”，而后印本校改“凡一百四十二处，较之前改不啻三倍之”，得出“缪刻初印本与宋本较为近似，后印时复加校正”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叶德辉的看法大致相合。郭立暄还指出光绪十四年（1888）湖北崇文书局曾翻刻缪本，所据之本即缪刻后印本[2]。
由于缪刻本据宋本影刊，且镌刻颇为精善①，以致书贾往往将其改头换面以充宋本。与缪曰芑同时代的王琦即已指出：
除了静嘉堂文库所藏并曾作为缪刻底本的这部宋蜀刻本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二部宋蜀刻本（善01021），与静嘉堂本同属一版，2004年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彩色影印，2022年又收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灰度影印。是本存卷一至卷一四及卷二五至卷三〇共二十卷，内钤“朱之赤”“朱之赤印”“朱之赤鉴赏”“休宁朱之赤珍臧图书”“二知斋”“留耕堂”“水镜堂居士”“择木亭印”“卧庵道士”“卧菴”“卧菴老人”“卧菴所藏”“朱卧菴收臧印”“卧翁”“月潭”“子孙保之”诸印，为明末清初休宁朱之赤旧藏。而所缺卷一五至卷二四据云以缪刻本补配，如《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即著录为“宋刻本〔卷十五至二十四配清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刻本〕”，葛景春在《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本的前言中亦袭此说。今取此补配本与现存缪刻初印、后印本相较，发现其版本面貌颇纯，乃是书贾据缪刻后印本复加伪造以冒充宋刻之本，故略陈管见于下，希望能对学界认识或利用此本提供帮助。
通过现存缪刻诸印本的核查并参考郭立暄先生对初印、后印异文的统计结果，本文在以下讨论中所使用的缪刻初印本为国图藏本（善17101），书中钤“吴县陈墫”“墫印”“墫”“古吴”“蕙汀”“许珩”“君耆”诸印，经清末吴县陈墫、民国许珩（郡望不详）递藏。后印本亦为国图藏本（善08383），书中钤“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诸印，经民国松江韩德均、钱润文夫妇递藏。以上两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中皆有全书影像公布，便于查验。
参稽静嘉堂文库所藏宋蜀刻原本，补配本与初印、后印本的文本异同可见下表：
如上图所示：“萧”下“二”字、“之”下小注“□”字、“赠”下“解”字、“塗”下“
”字、古下“□”字、“朝”上“□”字及“灑”下“明”字处皆有涂改痕迹。这些涂改痕迹应当不是在印刷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后人在纸面上进行涂抹的结果。涂改之后的补配本文字与宋刻本一致而与初印、后印相违。由此反推，补配本确从后印本出，涂改之前的文字实际上正与初印、后印本一致。
补配本与初印、后印本的文本差异还表现为一处篇目排列顺序上的不同：宋刻本卷一七所收《赠李十二摄监察御史崔成甫》《詶崔侍御（崔诗附）》二诗前后相次，初印本将《詶崔侍御（崔诗附）》调整在前，并删去题下小注“崔诗附”三字，又在《赠李十二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下增一小注“附”字。后印本仍之。而补配本的排序却又同于宋刻本：
综上所述，补配本实际上是在缪刻后印本的基础上又据宋刻本的异文信息复加涂改文字、替换版叶而形成的本子。考虑到改动的部分为数甚少，修改时所据宋本当非宋刻原本，而更可能是某个包含了少量宋本异文的过录本或批校本（且其校勘底本必为缪刻初印本，否则所改从宋本之处不应俱与初印本相违）。其中个别异文的处理通过涂改即可解决，篇目前后顺序的不同则必须替换版叶方能做到。
版本视域下的异文比勘可以帮助我们推定补配本与初印、后印本的先后关系，而以下关于版本信息的补充论证将为我们进一步揭示补配本的性质。首先，今存缪刻后印本版面行栏多有断口痕迹，取之与补配本相较，其中部分断口与补配本一致，足证补配本所据之版确为缪刻后印原版；然而大部分的断口则在补配本中消失，明显是经过了后人描润：
明乎此，补配本对后印本进行文字涂改的现象亦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理解。后印本对初印本的校改原是为了改正初印本所因袭的宋刻本的讹误，如例4“吴王垂舞袖”出《送长沙陈太守（其二）》，宋刻本、初印本作“吴王”误，后印本改作“定王”是，定王舞袖之事典出《汉书·长沙定王刘发传》；例71“中涵玉体虚”出《詠山樽二首（其一）》，宋刻本、初印本作“玉体”误，后印本改作“玉醴”是，此句写樽，“玉醴”指樽所盛美酒。余例多类此。然而补配本的文字涂改却并不以文义为旨归，故又有改正为误者，如例41“古□翔气多”出《大庭库》，“古”下一字宋刻本原阙，初印、后印本补作“木”是，元至大勤有堂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亦作“木”字（《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即从宋蜀刻本出），然而补配本又回删此字。例49“洒明甘露言”出《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宋刻本作“明”误，初印、后印本改作“以”是。“洒以甘露言”及后句“清凉润肌发”典出《法华经》“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然而补配本又改回“明”字。盖书贾通过某些途径得到了一小部分宋刻本的异文信息，因其目的只是为了将缪本伪造成宋本的模样，遂径据此异文涂改缪本，固无所谓文义之确否。
总之，此经过伪造的补配本不但与缪刻初印本相去较远，即便与后印本相比亦多差异，并不足以反映缪刻原版面貌。读者在使用《中华再造善本》及《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蜀刻残本时，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所留意。
① 实则缪刻本与宋本原貌颇有差别，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以为“缪刻极精湛，而气息朴雅则远逊”。
② 补配本此叶字形与宋刻本及崇文书局翻刻缪本则更是有明显的差异，兹不赘述。
③ 截自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2002年重印），第259页。
注：本文发表于《古籍保护研究》第十四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转载自书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