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对我说，我笔下的不是文学，而是文献。当下的文学是什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空前加速。内容突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真实与虚构失去界限，二者流动交融。”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演说
作为一名非虚构文学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颁诺奖并非没有引发争议。然而，她对自己文学写作方式的解释，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叙事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二手时间》就是这样一本“伪装”的口述史，其复调远非各色观点杂然并陈，而是经过细密地编织，呈现为一部详尽、考究、饱满的戏剧台本。与此同时，席卷而来的生活细节和私人情绪淹没了读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裁剪、拼贴和修饰没有凝聚于一条时代主线，却意在捕捉转折年代中平凡人对社会氛围的感知，描摹数代人在这一特殊时刻下冲突的复杂、思绪的纠缠、立场的模糊，使我们看到远方舞台上激越与困顿并生的悲喜剧和众生相。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年
生发于年代裂隙中的理想主义
在将近一百年后，1917年革命前夕亚历山大·格林的叹息不意再度侵占人们的思绪：“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这样一个未来，人们梦想、计划、牺牲，但未来不是出乎意料地变了模样，而是根本缺席，在流逝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支点的真空。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惶惑，已转变为另一场灾难引发的惊惧。
与叶利钦时代经济上的“休克疗法”相伴生的，是无名者精神上的“shock”。就像一场火车碰撞事故，国家在巨大的冲力中戛然而止。90年代初的能量爆炸摧毁了体制及其中隐性的人际纽带，消解了崇高的意义。过去的理想和生活模式一夜间荡然无存，商品化侵吞了一切社会空间。许多人在时代的裂隙里崩溃了，精神病院里人满为患，权力与谎言黑洞洞的幕墙遮蔽了理智，人们宣称自己是斯大林或别佐列夫斯基（《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
一些人有幸逃过精神分裂症，但“shock”刺激下的神经创伤难以消除。国家的巨变抽离了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也否定了他们曾经信服、骄傲并为之奉献的过去。据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本书在草稿阶段题为《被死神迷惑的人》，其焦点之一，正是“苏维埃人”在时间裂口的自杀，无法面对、无法承受或是无法忍受现实的转向。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事件是《红色装饰内的十个故事》叙事中的一个小高潮，常常被视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写作的代表案例。莫斯科人嘈杂细碎的言语垒筑着同一段经历，躁动的揣测、不平的感怀和大众媒介拼凑出元帅生命最后几天的破碎全景。
1991年八月政变当日所有电视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许多受访者对此印象深刻
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shock”对内心与外界的欲望感到惊诧。舆论对精神生活的推崇，在俯仰之间，已是陈迹。在后革命时代，良善、文雅之人轻易就堕入了消费主义的迷醉狂欢，卑劣之徒平步青云，自私庸俗大行其道。
在这个意义上，《二手时间》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普遍失落的故事。无论是“苏联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流浪汉（当然，1991年以后这两种身份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管他们对苏联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坍塌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学校里的孩子不解乞乞科夫为什么不是正面人物（《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怀揣理想的人们问道：难道我们所渴望的幸福，到头来竟是小市民的生活吗？在意义幻灭的背后，隐约可见安东·契诃夫戏剧的母题。在希望泯灭的生活里，平凡人苦闷于幸福之不可能，人生际遇填充了无数变故，却又落归原处。如果痛苦能换来意义，那么痛苦就不复为痛苦。在这个绝望、迷惘的牢笼内，奥尔加的心愿在一遍遍回响：
“军乐奏得这么欢乐、这么畅快，仿佛再过一忽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痛苦是为了什么……要是能够知道就好了，要是能够知道就好了！”
《三姐妹》戏剧影像（2018年）
自由饥渴症和消化不良
改革之初，人们开始谈论自由，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后，社会与个体都要在骤然而至的自由中挣扎求生。阿列克谢耶维奇谈到，人们面对期盼已久的“自由”新境遇竟不知所措：“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参与者笔记》）。人们缺乏谈论这个舶来时髦概念的语词，也不知如何把那迷人的魔力投射到现实中。
政治解禁最直接的结果是言论和思想自由，原先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自由诅咒苏联的一切。而全面市场经济则导致集体资产迅速瓜分，投机倒把分子大发其财。人们在消费行为中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享受到资本主义赋予消费者的自由。在《二手时间》的许多声部里，牛仔裤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编码，象征着解体之初人们对西化和商品消费的倾情迷恋。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2023）中兜售牛仔裤的摊贩
在开篇的《参与者笔记》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自由话题引向《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节的深邃思辨，以示人们在90年代选择了幸福而牺牲了自由。16世纪，宗教大法官对降临人世的耶稣说：
“不要把人看得太高，也不要对人的要求太高，这样倒更接近于爱，因为这样人心的负担也就轻了。人是软弱的，也是卑鄙下流的……（因信仰而复活的人）背负了你的十字架，他们在饿殍遍野、寸草不生的荒漠中忍饥挨饿了几十年，只能吃蝗虫和草根——你当然可以指着这些由自由和自由的爱产生的儿女，指着这些为了你的名而自由地、壮烈地牺牲的儿女而自豪。但是你要想想，他们一共才十几万人，而且全都是神，可是余下的人怎么办呢？其余的弱者，受不了强者所能忍受的苦难的弱者——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那些无力经受这么多可怕的考验的软弱的灵魂，又有什么过错呢？”
[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伦译：《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林出版社，2021年
阿列克谢耶维奇只铺放了这段引文的开头两句。然而，我们若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宗教大法官的遐想奇迹般地对应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以及改革年代自由主义的兴衰。共产主义战士对战争和劳改营全无怨怼，随时准备为祖国奉献生命（《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民主改革先锋的精神亦然。但是，余粮征集制、内务部、古拉格对于人类中“软弱的灵魂”来说，依然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造成无法承受的牺牲。这样的灵魂才是国民中更普遍的存在。
故而在后革命时代，一些人迷醉于自由的空气，另一些弱势者则直接沉沦在近似于无政府的社会暴力之中，遭遇强权和资本明目张胆的剥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一节中，讲述者的妈妈相信资本主义会让国家变得更加公平美好，然而，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下的她们甚至付不起外婆的下葬费用，一些商业团伙的觊觎母女的房产，利用贿赂和恐吓逼走了她们，曾做过技术员的妈妈只好带着幼女四处打工、流落街头，这个故事以妈妈卧轨告终。
另一类苦难是超越时间而长存的。妇女遭受着可以上溯到苏联时代的家庭暴力。人们既抱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冷漠自利，也不堪回首苏联时期秘密检举制度的人人自危。
1932年苏联画家鲍里斯·迪金创作的妇女解放海报，号召妇女反对“厨房中的奴役”，走出家庭生活
一种对苦难的着迷，反反复复出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短引和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多次看到苦难叙事对“俄罗斯性”的援引，“战斗民族”、“奴性”、“强权政治”、“弥赛亚”之类的字眼，都凝聚于“俄罗斯独特的灵魂”，赞颂人民长久忍受痛苦的能力。人们颇为安慰地总结道：“俄罗斯人需要信仰……相信光明，相信崇高”（《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在庸碌中又开始想望伟大。国家解体不久后，红色表征出现回潮，青年人像欧美世界的同龄人一样，钟情于印有列宁和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
二手历史，二手人生？
本书的标题蕴含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小小的匠心。“二手”（секонд-хэнд）是一个用俄文字母拼写的英语词汇（second-hand），本身就是对西方用语的二手转化。
时间性的“二手”又是指什么？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时代正在“转身、倒退”。人们的精神状态或转向西方，或感念苏联。总之，1991至2012年间，人们所获并非第一手的、新生的体验，社会变迁引起时间的错觉。
书中关于“苏联分子”和自由派、主体民族和少数群体的对立关系，似乎可以泛化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倾向下的左右路线之争，以及20世纪末空前加剧的族群矛盾。这使我联想到同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组织的田野调查《世界的苦难》。巧合的是，后者也意在运用多声部形式和意识流方法，“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总之近乎神圣的观察角度”。在这部厚重的时代记录里，我们辨认着下岗工人、失意学生、残障病人、毒瘾青年、流浪者、黑脚、穆斯林家庭、房贷负债者、小业主、基层党员和街头官僚的身影。在学者的微距镜头下，毛细血管般的社会冲突散布在人们的日常空间中。边缘社区的赤贫化，映衬着寂寥僵死的时代症候，社会底层无容锥之地。人们经验着虚掷的生活，陷入焦虑与意义缺失，只剩满腹牢骚和沮丧。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张祖建译：《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环球同此凉热。俄语单词время兼具“时间”与“时代”内涵，前加盟国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真的存在一段二手时间吗？真的堪称一个二手时代吗？
本书以《一个小人物的附录》为结尾，任凭社会政治风云变幻，“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泰然享受着遗世独立的清贫，这只能是普通人颇为犬儒的理想，或饱经风霜后珍贵的宁静。这份自白可以完美地为书作结，却无法充当从全部历史中提炼出的终极智慧。人们既为人类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参与者，我们因此获得一切欢乐与痛苦。
如同“俄罗斯性”相关表达意味着心理创伤的疗愈，斯大林崇拜等老式思想的复活似乎内生于极端社会不平等。历史的钟摆好像在名义上的两种主义间摆动，但真实的境遇在每代人生命的每个阶段却是崭新的，国家的命运亦然。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文学纪念碑上所铭刻的那样，在历史“轮回”表象下，人们为追求幸福、自由和大同世界奋斗挣扎，展现出了卓绝勇气。
未来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人们在未来忘记了罗莎·卢森堡这句话：“人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