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史说星语的第323篇原创文章
在春秋变革的基础上，战国时期各国都加强了中央政权，建立了新的任官制度、薪俸制度、符玺制度，并普遍实行了郡县制。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相应地有了发展，大批城市先后兴起，经济水平较春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这就促使战争方式和军队编组发生变化：兵器数量品种增加，兵器战斗性能提高，军队兵员的成分改变和数量增多，战争规模扩大和城市攻防战增多等。因而，军事制度必然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文武分职和专职军将的出现
战国时各国因政治、军事的需要，在国君之下，先后都建立了以相和将为长的官僚统治机构，出现了专职的军将和独立的军事领导系统。春秋以前，国家上层政治的官员文武不分。卿、大夫等贵族平时管理政事，战时统兵作战，军权、政权等集中一身，以致造成了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和“陪君执国命”的局面，终于使国君丧失了统治权力。战国的国君们有鉴于此，加上统治的范围扩大，官僚机构较前庞大而复杂，遂将文、武分职，相、将均由国君任免，使权力集中到了国君手中。“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方式的改变，军事理论的提高和军队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军队训练的加强等原因，战争指挥已成为一种艺术，要求统帅军队的指挥官，必须具备与战争有关的各种知识和专门的军事知识（天文、地理、阵法、兵法等）、一定的指挥才干和实际的作战经验才能够管理、训练军队和指挥作战，这也是出现专职军将的重要原因。“明君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二）军将的任用和指挥权的集中
在军事人才的任用上，各国先后都废除了贵族的特权，取消了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采用了臣下推荐、上书游说和军功授爵等制度选拔军将。春秋的许多名将大多由“士”这个阶层，通过上述方法选拔而来，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皆是。军队的各级军官，绝大多数也都是从战争中根据战功提拔起来的。
战国时期对官吏的应用，包括将和各级军官，一般都采用了俸禄制度，不再用封邑作官禄。俸禄为粮食，各国的计算单位不同，高低也相当悬殊。卫国用“盆”，齐国和魏国用“钟”，秦和燕国用“石”，楚国用“担”。俸禄高的楚有“禄万担”，低的秦有“斗食”。这种俸禄制度，有利于国君对官吏的任免。韩非子所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就是这种制度的实质。
随着王权的集中，军权也集中到了国君的手中。不仅军事统帅的将要由国君来任命，各军的长官也只有带兵的权力而没有用兵和调动军队的权力。调动军队，必须有国君的虎符（铜制，作伏虎形，上有铭文，底有合榫）为证才可。国君任命将军的时候，将虎符的左半交给将军，自留虎符的右半。除紧急情况外，凡用兵50人以上，就必须有国君的右半个虎符与将军的左半个虎符合榫，才能生效；如果没有虎符，任何人也不得擅自调动军队。
为了给出征主将以一定的自主指挥权，以便能及时处理多变的战场情况，各国大多实行任将授权制度。出征之前，国君先在宗庙里将战争任务与决策等告知所任的主将，然后在朝廷上发布任命，并亲将象征统军和专杀权力的斧钺授予主将，如《尉缭子·将令》所说：“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命以斧钺，授将……有敢不从令者诛。”这就形成了《六韬·龙韬·立将》所说：“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实行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国君对军队的控制，又可以充分发挥主将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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