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攫取种种特权的同时，还把保护传教的内容列入条约，使其背离了平等文化交流的宗旨，变为文化侵略的手段。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传播西教，造成一系列教案冲突并引发了民间自发的义和团运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岁末的肥城教案，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桩典型案例。它是清末泰西地区中外文化冲突中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其重大影响加速了清廷统治集团的分裂和政策的紊乱，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

一、案发时代背景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王朝在1842年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清廷又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文本中明确规定允许外国教士入境自由传教，使传教活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例如，英国在《南京条约》中，写进了“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内容；《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中法黄浦条约》第二十七款，进而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的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佛（法）兰西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中法北京条约》最为荒唐，随军的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声，在担任法国外交使团翻译时，竟然擅自在该条约文本中增加了“并任佛（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内容，而昏聩的清政府谈判大员们却稀里糊涂地签字画押，造成了既定事实。随着这些条约的签字生效，列强传教士这支“文化侵略军”气势汹汹地涌入中国大地。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教会乘中国战败之危，势力迅猛膨胀，在中国18省的据点达4000余处，教士教徒达80余万人。其中，山东一省的教会据点就有1300余处，占全国总数的32.5%；教士教徒达8万余人，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

各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在传教过程中强买民田，侵占庙宇，硬立契约，霸建教堂；部分以入教为护身符的顽劣乡民更是依仗教会势力作奸犯科，欺凌孤弱，横行乡里。更不能容忍的是，外国传教士依仗治外法权，插手由此引发的纠纷，从人命案件到民事纷争，无不参与干涉。有的传教士不问是非，庇护教民；有的领事不问黑白，袒护教士；地方官吏即使不满教士所为，也不敢作出公正判决。长此以往，激化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矛盾，引发了群众对传教士的仇视，从而不断发生反抗洋教的大规模激烈冲突。自1856年广西西林教案至1899年肥城教案的43年间，几乎年年发生教案。据粗略统计，晚清时期全国共发生教案近2000起，其中山东达330余起，约占全国教案总数的16.5%，属于教案最多的6个省份之一。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洋教运动，被列强打怕了的清廷，采取了“一边倒”政策，一味偏袒外国传教士，镇压敢于抗争的中国民众。1896年5月4日，“兖州教案”发生，清廷谕饬：“迅速办理，毋得固执。”（《清德宗实录》）。1897年11月10日，“曹州教案”发生，清廷告诫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拿获惩办”，以防德方“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同上书）。然而，令清廷恐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德国借“曹州教案”之机，于1898年1月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国的武力侵占先例一开，列强饿虎扑食般地蜂拥跟进，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恶浪。德国出兵不久，俄军就进驻了辽阳南部的旅顺，紧接着英国和法国也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武装侵华，进一步激起了山东各地民众的抵抗情绪。1898年10月，引发冠县梨园屯教案，“发生了打着’顺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起事”[ 周育民：《从梨园屯教案谈义和团的起因》，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1899年，山东嘉祥、东昌（今聊城）、长清等地教案相继发生。同年4月5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山东巡抚张汝梅：“有人称，近来山东民教不合，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教衔恨，借时生风。此种情形，总有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遂至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清德宗实录》）。

事实果真如清廷所言吗？否也。随后新任山东巡抚毓贤奏报辩称：“东省民教不合，由来已久。从前平民贱视教民，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日渐鸱张，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断无虐待教民之事，嗣后遇有词讼，无论教民，仍一应持平办理。”[ 转引自画蛇者说《清廷与肥城教案》一文，载《泰安文史》2014年第1 期。]如果说毓贤系激进的排外高官、其辩称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山东府、县官员的实地调查，可以有理有据地厘清事实真相。1899年，由德国传教士通过北京公使团向清廷总理衙门提控了11宗教案，济宁府、嘉祥县奉文调查，详细禀报了各案的实际情况原委。其中济宁知府汪望庚的调查，披露了教民欺压百姓、激起民愤的情形，揭示了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他在禀报中说：“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所及闻者，虽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儒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懔懔然无以自保。适有延师习技者，天主教民见而异之，为之装点情节，怂恿教士，思有以迫之抑之，以遂其欺讹之欲。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如教民张瑞茂等呈报共计京钱三千九百吊有零，兹经详细查明，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嘉祥大致亦尚相同。”[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8～489页。]这些文字证据确凿，无庸置疑。

民国风云人物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中写道：“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外国传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殊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以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冯玉祥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其所见所闻的可信性以及思想观点具有代表性。

正是在这种民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促使义和团迅速崛起，形成燎原之势。正如冯玉祥所言：“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间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县、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1900年山东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市）义和团进入北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烧教堂，杀教士，扒铁路，毁电线，抵制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所有外国人一律斩杀无赦，在京津等广大北方地区普遍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屠戮事件。

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天主教和耶稣教先后传入平阴和肥城（两县毗邻）。起初，尽管当地百姓不同程度地歧视洋教，但传教士尚能安分守己，教、民也能和平相处。鸦片战争以后，英、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传教士，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开始放肆地在两县的40多处村镇强行占地，强建教堂，强制传教。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干扰地方事务，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以反洋教为旗帜的义和团兴起势在必然。

肥城距曹县、嘉祥、东昌、冠县、长清不远，大多在当时的济东泰武临道辖区境内，受其影响不可避免。肥城陶山（今湖屯镇境）拳师陶富春、唐茂柳、荣允来、鹿成祥等人，因不满教会欺压平民，以“茂柳富春，允来成祥”为联络暗号，于1898年秘密组成肥城县大刀会，并积极与外地大刀会、义和团等反洋教组织进行联络。这年初，茌平一带的大刀会带领民众攻打韩家屯教堂，遭洋人枪炮轰击而惨败的大刀会成员孟光文、李继浩、吴方成、高小五、孙来明及肥城小店村（今属湖屯镇）附近的李潼关、李兆喜等人，相继加入了肥城大刀会，伺机对外国传教士及其据点进行反击。而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又是一位仇洋灭洋的激进派人物，对当时活跃在山东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三支反洋教民间组织采取了“阳剿阴抚”政策，暗中给予了怂恿支持。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这三股力量集结在一起，在毓贤的提议下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号，整体势力得以迅速扩张。

毓贤的所作所为，显然有违西方列强的意愿，他们不断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丧失外交自主权的清廷为息事宁人，苟延残喘，于1899年11月28日通报斥责毓贤：“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事生端。该抚身任封圻，遇事总须持平办理，消患未萌，岂得顺一己之名，竟置大局于不顾？著即督饬所属文武官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倘敢仍前聚众，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 转引自画蛇者说撰《清廷与肥城教案》一文，载《泰安文史》2014年第1期。]清廷这番不辨是非的严厉斥责，令一意孤行的毓贤愤懑于怀，心气难平，干脆连应付保守派的“明剿”招牌也不打了，赌气放任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自行其事，从而助推了反洋教运动的蓬勃兴起，一时呈风起云涌、排山倒海之势。

毓贤的泄愤举动，惹恼了西方列强，他们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推荐洋务派实力人物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清廷无奈，于1899年12月6日电示毓贤进京陛见，同时任命工部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肥城教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二、教案演变过程

1899年12月30日早晨，大刀会成员孟光文、高小五、孙来明、吴方成、吴经明、庞征木、徐石头、李继浩等人，练罢拳之后在今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西头王四里饭铺用餐。此时，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又称伯鲁克）骑着黑色毛驴由泰安返回平阴，从该饭铺门前经过。饭铺里的食客发现卜克斯的身影后，纷纷议论起来，众口一词：“近来教民欺压平民，都是这些洋鬼子的主使。”其中有人认识孟光文等是大刀会的会众，就鼓动说：“大刀会不是和洋人有仇吗？为什么不敢去抓这个洋人呢？”此话一出，激火了孟光文，饭碗一推，腾地站起，号召大刀会成员：“走，逮起来杀这个狗娘养的！”大刀会成员立时响应，冲出饭铺，追了上去。卜克斯见状，自知情势不妙，急忙策鞭催骑向西狂奔。孟光文等人盯住不放，追至小店村（今属湖屯镇）。卜克斯慌乱中躲进村西的一条胡同内，高小五等人迅即扑了上去。起初，年约30岁的牧师卜克斯自恃有不平等条约护身，倚仗身高马大、擅长击技，欲拔刀抵抗，但小胡同狭窄，施展不开，不等出手，即被武艺高强的大刀会成员从驴背上拉下来，几个人一拥而上，将其擒获，反绑了双手。至此，卜克斯仍傲慢地用汉语说：“我是大英国传教士，请问你们想干什么？有事咱们到毛家铺[ 毛家铺位于肥城、平阴交界处，今属平阴，距小店村约4公里。]教堂去交涉。”吴方成怒斥道：“你们洋人欺诈我们老百姓，奸污中国妇女，无恶不作……”孙来明袖子一挽，举起拳头示威，李继浩、徐石头、高小五等人也都亮出了大刀、铁棍、匕首，逼上前去。卜克斯见众人满脸杀气，始觉命悬一线，随即畏怯地低下头颅，装出一副可怜相，恳求道：“还是到教堂谈谈才好。”[ 参见画蛇者说撰《清廷与肥城教案》一文。]大刀会在此已经活动20多天，知道毛家铺教堂张洪远一伙流氓教徒披着宗教外衣，狐假虎威，助纣为虐，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早就想抄了这处教堂，只是没有机会下手，此刻正好将计就计，为民报仇平冤。于是，孟光文指派高小五、徐石头等五六人，押着卜克斯前往毛家铺教堂。

毛家铺教堂设在张洪远的一座闲房里。因大刀会近期在附近活动频繁，张洪远等不善教徒自知罪孽深重，被大刀会和当地民众视为寇仇，为躲避不测，流动食宿于平肥交界处的下井子李大成饭铺、凤凰庄饭铺、孙家饭铺等处。在大刀会成员高小五、徐石斗等人押着卜克斯到达毛家铺之前，张洪远一伙已经闻风而逃，毛家铺的地保徐荣香也跟着溜走了。高小五等人获悉张洪远及毛家铺教徒均畏罪遁去的消息后，立即与愤怒的部分当地百姓一起，将教堂和张洪远的家抄了。因找不到教堂的主事人，高小五等人只好押解卜克斯原道而返，至下井子李大成饭铺时，已是中午，正值赶王庄（今肥城市王庄镇政府驻地村）集市买马的李潼关住在此店，遂将卜克斯拴在饭铺前的一棵小槐树上，进屋休息，准备吃饭。这时，孟光文、孙来明、吴方成等人赶了过来，坐在一起商谈如何在陶山前开展神拳活动、发展大刀会组织事宜。卜克斯趁众人在屋内谈话、无暇旁顾之际，悄悄磨断绳子，丧魂落魄地窜入下井子村西头周茂山家中。

当时，周家有个女童正在屋内玩耍，突见一个蓝眼睛、黄头发、大鼻子、高个子、穿着奇异的洋人慌慌张张地钻入床下，吓得哇哇大哭，惊叫不止。全家人闻讯而至，连忙七手八脚将卜克斯从床下拖出，往大门外推搡。卜克斯见藏匿不成，便又沿路往西落荒而逃。此时，大刀会成员发觉卜克斯逃脱，急忙四处寻觅。瞅到卜克斯的身影后，李潼关骑上大青马，孟光文鞭策小红马，众人随之跟进，怒吼着追了上去。赶到离下井子村以西四五百米有个叫四棵树的地方，众人将卜克斯团团围住。卜克斯见无处可躲，遂凶相毕露，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势，以闪电之速夺下孟光文的匕首，张牙舞爪地狂呼怪叫着朝众人乱刺一通，企图挣扎脱身，保全性命。大刀会成员见状愈发怒不可遏，一齐动手围攻这个疯狂洋人。搏斗中，吴方成刀伤卜克斯的额角，致其血流满面。孟光文趁机夺回匕首，反手扎伤卜克斯的手臂，顺势将其摔倒在地。大刀会将卜克斯制服后，捆了个结实，解至四棵树西边的平阴县刘家饭铺。

当地百姓风闻逮住了洋人，争相前来围观，其中平阴凤凰庄的人最多。凤凰庄地保韩保荣也在人群中，恳求大刀会不要将卜克斯杀在平阴境内，害怕惹上官司，祸及自身。是时，李潼关、孟光文等见带伤的卜克斯行走不便，遂将其牵至四槐树西北、唐家宅子东南的平肥界碑附近，在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砍下了卜的脑袋，抛尸荒野。大刀会顺应民心处决了卜克斯后，牵上死者的毛驴，拿走所带的衣物，沿凤凰庄南向小路扬长而去。围观民众泄愤后相继星散，时为1899年12月30日下午。

此案发生后，平肥两县的地保立即向本县官府报了案。按当时的官道距离计算，案发地点距两县城池均在35华里左右。平阴县令先到，指使属下将卜克斯的尸体推进肥城境内，然后若无其事地到刘家饭铺喝茶去了；肥城县令后至，如法炮制，又把卜尸推回平阴境内，然后打道回衙，一走了之。

卜克斯暴尸三天后的1900年1月2日，平阴、肥城两县县令均向泰安府衙报告了此案，恰值知府公出，未作出及时回应。与此同时，英国安立会管理平阴教务的马焕瑞，直接向山东巡抚署衙作了禀报。在这之前的1899年12月6日，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将激进的排外先锋毓贤调离，任命洋务派铁腕人物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接到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的禀报后，见事体重大，不敢怠慢，立即委派泰安候补知府曾启埙、武卫右军营队吴凤岭，星夜率部驰赴案发现场。随后，清政府又派另一位候补知府方燕申立至，会同英国传教士伯夏里、马焕瑞验尸妥恤。1月3日，官府拨款给卜克斯买了一口梧桐木大棺材，费银17吊，又置办衣物，费银3吊，泰安知府与平肥两县县令亲自将其入殓，征调30名人夫，将棺材抬至平阴南关教堂，祭奠后安葬。

第二天，即1900年1月4日，袁世凯电奏清廷：“山东平阴、肥城两县匪徒，聚众滋事，将教士架至毛家铺地方，该署抚多方设法购救，并派马队兜拿，卒以防护不及，教士被匪徒杀害。”袁的电奏显然是在撒谎卸责，但清廷却信以为真，复电称：“览奏殊深惋惜。各国传教，载在约章，迭经谕令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随事随时，认真保护，奚止三令五申！乃山东地方，竟有教士被害之事，该地方文武官员，事前疏于防范，已属咎无可辞，若不即将凶犯赶紧缉获，尚复成何事体！著袁世凯迅将疏防之该管各官，先行参处，一面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以靖地方而敦邻好。”同日，清廷又电示袁世凯：“事虽出于防护不及，惟案关交涉，亟应严饬曾启埙，督同肥城、平阴两县，赶将凶犯如限缉获，从严惩办，以昭儆戒。”[ 参见画蛇者说撰《清廷与肥城教案》一文。]清廷仰人鼻息的丑恶嘴脸，在电文中昭然若揭，暴露无遗。

袁世凯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付诸行动，于1900年1月26日派出武右军营队何仲年带官兵开赴肥城，在陶山前的小店村、张店村一带驻扎，挨家挨户地追查，逼迫百姓指认谁是大刀会成员，甚至以火烧民房相威胁，但人们谁也没有供出陶山大刀会的创立者和组织者，从而使拳师陶富春、唐茂柳、荣允来、鹿成祥等人躲过一劫，其中陶富春寿终于1973年，享年110岁。而手刃卜克斯的大刀会成员就没那么幸运了。孟光文、吴方成、徐石头、孙来明、高小五等人处死卜克斯后，潜往黄河以西，又加入了高唐县一带的大刀会组织。何仲年经多方秘密查访，终于探寻到了肥城大刀会成员的下落，遂调集重兵，在高唐北面的白马庙对大刀会大打出手。大刀会成员被杀百余人，其首级被挂满附近的树枝示众。自此，高唐的大刀会被迫分散活动。其中，吴方成、高小五等回到陶山前小店、张店一带联络、收拢拳民时，吴方成不幸被官府抓获。

参与“肥城教案”的几个大刀会成员先后被抓到济南，受尽酷刑，前后被审达48天。孟光文、吴方成被判绞刑，吴经明被判终身监禁，庞征木“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李潼关惨死狱中。只有孙来明、徐石头、高小五等少数人侥幸逃脱，未被擒获。在下井子开饭铺的李大成，因让大刀会常驻饭铺，也被抓去陪斩，家产充公。泰安知府和平阴、肥城两县令均被革职，永不叙用，并赔偿教会白银9000两，割地5亩扩建教堂。英使馆派上海副领事甘伯乐率员调查此事，认为这些处罚还不够，责令将附近两村的地保一并处罚，要他们承担“不竭力救助”的责任。同年5月又由官府出银500两，并逼迫那些从大刀会手里购买物品的人，买一罚十，出钱为卜克斯修建了一座碑楼，被当地百姓戏谑为“洋白楼子”，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百姓将其推倒砸烂，今已不存。

三、激起惊涛骇浪

肥城教案虽然很快平息了，但由此产生的余波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参与肥城教案的大刀会成员孟光文等人被残酷镇压后，激起了大刀会更为强烈的反抗。他们在平阴一带公开焚毁教堂，追杀传教士，演变为轰轰烈烈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在首领张聚田的统帅下，转战宁阳县西南，与知县李境江和兖州镇清兵作战。1900年8月，平阴团民百余人由肥城入泰安，途中焚毁演马庄（今属肥城市王庄镇）教堂，捕获教民数人。泰安知县毛瀓率兵前往弹压，团民退去。此后，另一支义和团由肥城至安驾庄（今属肥城市安驾庄镇政府驻地），烧毁教民住宅。又有大刀会百余人突入石头沟村（今安驾庄镇西、北石沟村），搜捕为洋人教书之陈汉廷，未获，遂将其弟杀死泄愤。同月，茌平、平原、禹城三县义和团三四百人，由泰安攻入宁阳县境，途经白马庙时与清军发生激战，杀伤清兵甚众。

肥城教案更大的影响，则是演变为山西、山东两省截然相反的结局。

肥城教案发生后不久，毓贤转任山西巡抚。他是一个狂热的排外主义者，在山东任职时对义和团运动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政策。毓贤实际上充当了义和团迅速坐大的有力推手，曾公开声明：“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其一即我是也。”毓贤因“明剿暗抚”反洋教势力被调离山东，自然心怀不满，进一步激发了他的仇外情绪。尤其是袁世凯追剿、镇压参与肥城教案义和团成员的行为，更加助长了他的报复心理。毓贤入晋上任时，在山东受挫的部分义和团成员追随左右，让民粹主义在山西迅速升温。而毓贤则不考虑当地经济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一味鼓噪“义和团民心可用”，极力主张清廷的激进派向11国宣战，鼓励山西的义和团滥杀外国人和一切与“洋”字有关系的中国人，并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大屠杀”。短短几周，山西的义和团和清兵就杀死外国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烧毁教堂、西医院、洋号、孤儿院等200多所，房屋两万多间。[ 陈事美撰：《晋官自古看难当》，载2014年9月9日《新浪文化》。]庚子风云过后，战败的清廷迫于列强压力，将毓贤列入严惩名单，革职流放新疆。毓贤途经兰州时，接到朝廷追杀令，于1901年2月22日被就地斩首。之后，清政府还因“太原大屠杀”惨案，勒令山西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以示惩戒。毓贤的被诛以及山西人的倒霉，宣告了大清国自主权的完全丧失，标志着清廷完全蜕变为列强的帮凶。

而接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冒着与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分庭抗礼的政治风险，一以贯之地采取了对义和团的“剿杀”政策。袁世凯阴毒地设了一个“鸿门宴”，将山东义和团头目一网打尽。起因是山东义和团遭到袁氏的沉重打击后，义和团首领派出代表游说袁世凯，劝说主政者“顺应民意，铲除洋毛子”。袁氏借机发出邀请，约期义和团头领们到府邸饮宴。义和团的头目们不知是计，如期而至。等他们酒酣耳热之际，袁世凯突然命令赴宴者沿院墙站成一排，顷刻间由座上宾沦为被射杀的靶子。直到这时，义和团首领们方才如梦初醒，但却悔之晚矣，随着一阵枪声大作，纷纷倒地毙命。袁世凯用一席“鸿门宴”，终结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扩张，并有效阻止了义和团向山东以南省份流散。从此，遭受灭顶之灾的山东义和团元气大伤，只得向直隶转移，导致京畿重地“香火鼎盛”，最终影响了中央政府，盲目作出了与列强宣战的决策，将整个直隶省拖入战火之中。这时，袁世凯则果断决定山东加入“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又称东南自保，是清朝末年光绪朝庚子事变期间，中国各地督抚公然违背清朝政府的命令，不向外国开战，以保全自己的行政区之事件。]，使山东中立于清政府与列强的战争之外，免受了类似直隶省遭受的生灵涂炭。袁世凯不愧是政坛上的大玩家，这一招，使他的权力和威信比以前更加稳固。只可怜那些被他枉杀的义和团首领，成了千古冤魂。山东加入“东南互保”，标志着清廷威权政治体系的分崩离析。

清廷宣战的结果，是被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慈禧太后，这时才理解并原谅了袁世凯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与自己唱反调的行为，于1901年10月升任他为直隶总督，并在他进京之时加封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从此，袁世凯飞黄腾达，成为朝廷重臣。应当说，是肥城教案的鲜血最先染红了袁某的顶戴花翎。

毓贤和袁世凯由肥城教案引伸的两种命运，充分表露了清政府的执政无能和腐败透顶，预示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寿终正寝。

四、评说是非曲直

从肥城教案的具体过程及其余波可以看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恩格斯语）在近代中国被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基层民众的愤怒和反抗不可避免，亦顺应了时代潮流。然而，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没有明确的纲领，缺乏严密的组织，斗争还处于自发和分散的原始阶段，形式极其落后，以致盲目排外，行为粗暴，甚至残忍血腥，其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因此失败不可避免。但是，肥城教案的反帝性质不容歪曲，其重大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肥城教案的性质是反帝斗争。肥城教案发生后的1900年1月19日，新任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上报济、东、泰、临三府一州的教案清单时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有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是由然也。地方官非不习知共弊，而苟且偷安，终不能设法以平之。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肥城教案后履职泰安知府潘民表在一道禀文中也说：“……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相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传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卑府窃以为祸根不去，即使将拳民去尽，而后来之祸恐更甚于拳民。”[ 转引自刘晓焕辑：《泰安知府潘民表关于民教之争的禀文》，载泰安市政协编《泰安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版，第144～145页。]再联系前述济宁知府汪望庚的调查和冯玉祥将军所言可知，洋教士挟制官长，官长袒教抑民，教民“肆其欺凌”，良民遂“郁极思逞”，将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说的一清二楚：教民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政治经济特权，使民众对教会的仇恨心理日渐加剧；当良民的权益受到损害而官方又无力予以保护时，便只能把仇恨的焦点集中在身边的专横传教士及不法教民身上。由于教、民矛盾不可调和，且愈演愈烈，所以教案发生难以避免。这种矛盾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造成的，罪在不平等条约，人民群众的斗争属于被迫无奈，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然而，当今学界却有人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对义和团运动的反侵略性质持完全否定态度，其观点甚至不如封建官吏袁世凯、潘民表公允。如台湾学界有人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发表《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一文，列举了1899年11月至12月义和团民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10余家等“罪证”，并“考察了相关资料和论著后”，得出了义和团运动兴起是出于拳民“鄙俗的贪欲”的结论，实在令人大跌眼镜，不敢恭维。

其次，肥城教案由中西文化差异引发。传统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秉持的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礼制文化，讲求的是尊卑贵贱、各行其是的等级秩序，谁敢破坏这一秩序就会以“犯上作乱”论处，而西方文化倡导的却是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人权高于一切，与中国的专制文化格格不入，冰火两重天。尤其是基督教只信上帝、不敬祖先的做法为广大民众无法接受。由文化差异引发思想冲突势在必然。但是，仅有文化差异产生的思想隔阂还不至于酿成人命血案，列强的文化强迫政策才是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倚仗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强行推广西方宗教并企图取代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不属于正常、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入侵和文化压迫，由此引起的文化冲撞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水火不容的政治冲突，教案本身也由简单的宗教矛盾而上升为民族矛盾。被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特权的传教士，仰仗武力粗暴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试图直接摧毁中国民众的传统信仰，以西方宗教征服民众的精神世界。这就使传教活动成为列强妄图征服中华民族的重要手段，必然激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抗；再加上中国延续数十年兵败乞和，割地赔款，蒙受屈辱的历史，在民众心中郁积了难以平复的激愤之情，急需寻找喷发宣泄的突破口。肥城教案的发生正是这一积怨情绪的爆发点。

再次，肥城教案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肥城教案为导火索，引发了袁世凯和毓贤各自走向极端，导致清廷统治集团分裂、政策摇摆不定，将京畿地区引入灾难深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果说肥城教案之前清政府还仅限于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话，那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则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内外联手共同绞杀反帝爱国的进步力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冀、鲁两省为主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包括爱国官兵在内的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沉重打击了侵略者，迫使列强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作为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有四万万之众，且“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可见，遏制外国列强继续瓜分中国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进行的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参见李捷、王顺生主编：《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复次，肥城教案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融合。经肥城教案一劫，迫使平肥两县西方传教士接受了惨痛教训，调整了策略，从此收敛了许多，再也不敢骄横跋扈、恣意妄为，更不敢放纵顽劣教徒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传教活动也趋向本土化，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入乡随俗，因地制宜，从而使受教民众逐渐抛弃了盲目排外的狭隘意识，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往深处看，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态化的表现。中华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就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开放性格，对于外来文化一贯持宽容态度，如佛教自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中国，到隋唐已极为兴盛。佛教所宣扬的与人为善、因果报应等内容为许多基层民众所接受，使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并世俗化、本土化。佛教俨然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成为世俗大众的精神寄托，并最终实现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中国的主流文化。西方近代工业兴起后，以利玛窦、熊三拔、南怀仁、汤若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以基督教名义传播福音、宣扬神灵旨意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天文、地理、数学、铸造等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受到当时朝野的普遍尊重。鸦片战争之前的西方传教士在肥城也得到了官民的礼遇，尽管民众一时不能接受西方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但却彼此相安无事，和睦相处。这说明，东西两种文化如果经过长期求同存异、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是完全可以共生共存的。应当说，肥城教案后泰山地区中西文化的融汇，为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打开了通往民主共和的通途。

“肥城教案”永远不可能重演，但这一案件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刻骨铭心的。当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后，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火花中，不乏迥异价值观正面交锋的刀光剑影，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此起彼落，甚至剑拔弩张。可喜的是，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自信了许多，潇洒了许多，已将这种文化乱象视为常态，不再大惊小怪、晕头转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始终如一地沿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前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和平崛起神话。可气的是，一些浅薄轻浮的所谓“知识精英”，打着“独立思考”的招牌，肆意颠覆历史真相，全盘否定优秀传统文化，蓄意包装、兜售西方的大路货价值观，旨在制造杂音，混淆视听，哗众取宠，谋取名利。这些鼓噪，注定是徒劳的、失败的。因为一部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太深刻、太血腥、太残酷，令人不堪回首。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学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1～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1959、1961年版。

泰安市政协编：《泰安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版。

画蛇者说撰：《清廷与肥城教案》，《泰安文史》2014年第1期。

（本文原载赵学法著《泰山文化通览（全2册）》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2023年被山东省图书馆列入泰山文献目录。）

申明：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