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灿烂的私家收藏史上,明代嘉兴项元汴及其“天籁阁”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退密斋主人、香岩居士、惠泉山樵等。他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收藏家,也是著名的书画家,更是“嘉兴画派”的始祖,还是嘉兴早期的金融家。

  

  项元汴藏顾恺之《洛神赋图》

  明代嘉兴项氏家族的兴盛

  
项氏原籍洛阳,始迁祖项晋随宋高宗南渡扈跸而来,后侨居嘉兴。在嘉兴城内瓶山右侧筑堂,西山真氏特作《孝友堂记》,瓶山西侧即是项氏祖居。嘉兴项氏传至第八代项冠时已至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嘉兴一地大闹饥荒,项冠拿出上万石稻米,煮粥三个月,救活灾民不计其数。元世宗为他的义举所感动,授予他“少府监会丞”一职,他推辞不就。
项氏家族在政经方面的表现

  嘉兴项氏家族的兴盛在明代,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

  项永原,明代立国之后,开科考第一考的进士。

  项忠,项元汴曾伯祖。明正统七年(1442)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毅。项忠文武双全,是明代少数几个进士出身而又有出色军事才能的官员。他曾随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在瓦剌多年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成功出逃归国。他还是弹劾宦官汪直而不惜丢官的忠臣。嘉兴人非常敬仰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山路还有项忠牌坊。

  项氏家族在明代的科举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有明一代,“五世进士”的在全国仅三例,其中一例就是项元汴的曾伯祖项忠家族。有明一代,“三世进士”有六十例,其中一例又出自项氏家族,即项元汴胞兄项笃寿祖孙三代五进士。项氏家族的官员秉承家族优良的传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

  项家经过项元汴的悉心经营,列入全国首富之列。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列举当世居首富家的十七家之中,首等居前者都是王公、当朝大太监及董尚书这样的显贵,而在民间真正靠自身力量经营致富列入首等的仅项元汴、邹望、安国、山西三姓等几家。项元汴是其中的翘楚,以当时吴兴董尚书家资产与项家比较,项家所购置的田产虽不如董家,但是项元汴所藏的古玩、金银实胜于董家。

  项氏家族的经济振兴起源于项元汴父亲项铨。明代嘉兴状元朱国祚在《沈窦项三公孝义祠记》中有一则记载项氏的故事:项诠购买了一处房产,十多年后,该院子因年久失修而墙壁破裂,意外发现残垣断壁里藏着不少金银财宝,项诠急忙找到房子原主人的子孙,将金子悉数还给他们。

  项家在经济上取得如此大成绩,一是在于诚信,二是善于抓住时机,选准行业(质舍业,即早期的金融业)。明代中晚期,嘉兴凭借京杭运河的黄金水道,通江达海,成为全国交通网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场需要更多的货币流通。然而明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也没有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借款中无法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货币流通量的不足。于是就催生了大量以高利贷活动为主的典当业,当时典当业利润之丰厚也是历代少见。项元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营着大规模的质舍,短短数十年成为全国首富之一。

  项氏家族在文艺方面的表现

  项氏家族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促进了项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

  在文化方面,项元汴的天籁阁,其兄项笃寿的万卷楼,侄项希宪的宛委堂都是明代的藏书名楼。项笃寿、项希宪(项笃寿子)是著名的刻书家。其万卷堂、宛委堂所刻图书之富之精,列入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中的全国二十六家之列。

  在艺术方面,项元汴是嘉兴画派之滥觞。项元汴是画家,但因收藏家之名太盛,所以掩盖了他的画名。董其昌在《墨林项公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公画山水,学元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得其胜趣。每作缣素、自题韵语。书法亦出入智永、赵吴兴,绝无俗笔,人争传购。”他与文征明父子、仇英等吴门一流画家交游唱和,颇得真传。尤其是仇英,在项家十年,两人关系甚笃,对项元汴绘画水平尤其在写实技巧方面提升颇多帮助。

  董其昌称:“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

  “得其书法”者是长子项穆,书法理论家,所著《书法雅言》是明代后期最重要的书法论著;“得其绘事”者,三子项德新。他工山水,得荆浩、关仝之法,尤其擅长写生。项德新传世《绝壑秋林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乔岳丹霞图》等作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发扬光大“嘉兴画派”的是项元汴孙子项圣谟。他承袭了祖父所创的“嘉兴派”之风,又师法文徵明画风。他大量揣摩、临摹、研习了祖父收藏并留传下的历代精品书画,于是宋人笔法、元人韵致能兼收并蓄,渐渐形成了自己严谨又独特的写实主义画风。项圣谟亦受写意画影响,形成一种兼工带写的形式。作品以山水居多,在树木花鸟创作上,项圣谟偏爱高大的乔木,尤以松树画得最为传神,有“项松”之称。

这个嘉兴人的藏品十个马未都也及不上!|董其昌|文徵明|仇英|项氏

  

  项元汴藏:韩滉《五牛图》

  明代皇帝们大都不是艺术爱好者,基本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政府收藏。明政府财政困难,经常把内府书画折价作为官员的薪金。再者,国库管理混乱,朝廷显贵利用职权大量吞蚀国藏,掌库宦官时常偷盗出卖,国藏不断散出。因而,书画市场上常有历代巨迹、名迹出现,如项元汴这样有财力、有鉴赏力的藏家争相购之,这是明代私人收藏远远胜于历代的驱动力之一。

  另一方面,南宋以后,江浙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良好的书画收藏及赏鉴风气成为全国书画收藏、交易的中心。明代从沈周开始,绘画、书法、图书收藏首先在苏州进入全盛时期,书画可作为商品在各藏家中流转。而嘉兴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江南地区的中心,这为项元汴的收藏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项元汴因善治生产而暴富,被列入全国居首等的十七家富豪之列。巨大的财力为项元汴的收藏事业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超凡的鉴赏力更为他的收藏事业如虎添翼。项元汴因其显赫赫的家世,对图籍、书画的情有独钟及本人在文化艺术上的造诣,而能“所与交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

  在项元汴的收藏过程中,明代最具声望的几位文化名人都与其有深刻渊源。前期有明代文化巨匠文徵明为其作指点,而伴随他收藏过程大半时光的是文征明的两个儿子文嘉、文彭,文氏兄弟威望虽不如其父,但在文徵明去世后到董其昌取代其领袖地位前这段时期,他们是中国鉴藏家群体的核心。在项氏收藏的后期,又有由项氏收藏滋养而成长起来的“华亭巨眼”董其昌与其交游唱和,他的鉴藏能力因此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项元汴的收藏,其数量之丰、质量之精,连乾隆皇帝都刮目相看。文嘉曾这样评价项元汴的收藏行为:“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

  项元汴对于书画的渴求如同饮食,每每遇到这些精神食粮,从不悭吝金钱,他有着藏尽天下好字好画的野心,于是晋唐之名迹,宋元之奇作,尽入门下。当时人有“三吴珍秘,归之如流”、“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的说法。据现有资料初步统计,项氏藏唐、五代以前的书画作品超过百件;宋以前的书画藏品六百多件,占总藏品的约百分之五十。在明代,宋及宋以前作品已极为稀有,项氏藏品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项元汴收藏的书画、图书均没有目录流传下来,所以项氏所藏究竟有多少已不得而知。据我们近几年收集统计,有确切记载的项元汴书画收藏品有1428件之多(详见《项元汴书画典籍收藏研究》),涵盖自东晋至明代中期的各门类、各派别的书画家、及其书画作品。梳理项元汴收藏的法书、绘画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基本完整的明以前的中国书法史、中国绘画史。

  

  《心经》上项元汴不下十枚鉴藏印

  有人用“富可敌国”来形容项元汴的书画、典籍收藏,这个“富”字不仅表现在收藏数量的庞大、系统性强上面,更体现在藏品所含价值的巨大上。在传世的项氏旧藏中,我们常能看到藏品上标有价格,这也是项氏为后人诟病之处,比如:

  王羲之《瞻近帖》。《石渠宝笈续编》载有项元汴记语“其值二千金”,又有张觐宸记语,“万历四十七年,仲秋三日,以二千金购于墨林之子元度者。”

  怀素《自叙帖》。《容台别集》载项元汴以六百金购入该卷,《墨缘汇观》载项墨林注其值千金。

  冯承素《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卷,“其值五百五十金”。

  宋拓《定武兰亭诗序》,“其值四百二十金”。

  项元汴收藏的王羲之《瞻近帖》据载有记语“其值二千金”,据现有确切记载的统计,仅王羲之的作品他收藏的有十三幅之多。现存《兰亭集序》的两个唐代摹本都曾由他收藏,且现在题名都是按照项元汴的题签来命名。在当时,一名七品知县如李日华年薪仅29两,而天籁阁藏品的价值起码在50万两以上。如果按现代书画市场价格来衡量更为悬殊。近年来书画拍卖市场上屡刷新高的往往都是天籁阁旧藏,如2010年,黄庭坚的早期作品《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2011年,项氏旧藏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又以4.025亿元的成交价使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4亿元行列。而这两幅作品只是天籁阁数以千计藏品中的普通之作。所以按现代的价格来计算他的财富,仅凭书画这一项,他就能成为中国的首富。

  

  项氏历代名瓷图谱

  项元汴的收藏包罗万象,涉及鼎彝玉石、笔墨纸砚等一切文房雅玩,项氏藏书在明代名满天下,其数量远远大于书画。与项元汴同时代的文坛巨匠、藏书家王世贞藏书闻名天下,但当时人还是以为“不及墨林远矣”。明代两部最重要的印谱《印薮》与《古今印则》中,近一半的印章出自项元汴的收藏。有的藏品比如紫砂器、书桌、古琴都以他的名字“墨林款”或者“天籁阁”款来命名。流传至今的任何一件项氏旧藏都是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项元汴的收藏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

  项元汴区别于其他历代收藏家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他所收藏的图籍、书画并不是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是经常与文人和收藏家在一起研究与把玩。他开放式的鉴藏,使明代中后期许多著名文人、书画家从他的藏品中吸取营养,他们中有左右艺坛的巨匠,如董其昌、仇英、陈继儒等;也有影响一地的名家,如周履靖、嘉兴画派的诸多画家;还有一些贫民寒士,使江南一带围绕项元汴收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交游圈。可以说,项氏宏富的藏品,开放式鉴藏,局部影响明代中晚期文化艺术的发展 。

  项氏收藏对本地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嘉兴画派”的确立。项元汴因“家藏既多,薰习之久,亦能自运。”项氏一门可谓丹青世家,代有传人。自项元汴始,传至四代有子德纯、德新,孙徽谟、嘉谟、圣谟,曾孙奎等,皆以画名,连同旁支群从,擅画者记入史册的有八人,相誉明清画坛,数目之多唯有同时的文徵明一族可以比拟。

  项元汴收入藏品后,多方位对藏品进行保护。他的家里专门雇用了一批能工巧匠,用于对图籍书画、钟鼎彝器的修缮、装帧和维护。除此之外,项氏对收画的季节,藏画的设备,书画的防虫防潮总结出一套经验。项元汴还刊刻图书、模刻家藏法帖。顾恺之《女史箴图》、韩滉《五牛图》等旷世名作能跨越千年与我们相见,项元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藏家,他在藏品的保护方面同样功勋卓著。
项元汴,因善于经营而成国内首富之一,因热爱文化收藏而成为史上最大的藏家,因热爱书画艺术而成为一个地方画派的开创者,一生可谓辉煌灿烂、波澜壮阔。他以个人的力量把散佚在各地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艺术精品集中在天籁阁,修缮维护、传播发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嘉兴人,我们应为有这样一位先人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