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深受胃癌折磨的王明成想起了17年前，同样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看着痛苦不堪的母亲，于是请求母亲的主治医生为她实施安乐死。
伴随着母亲的离开，自己和主治医生也因谋杀罪被捕入狱。
今时今日，他和母亲陷入同样的际遇，17年前的选择再一次摆在他的面前。这一次，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1986年，正在陕西省第三印染厂工作的王明成收到了来老家的一则电报，电报里的内容令王明成焦急不已，原来他的母亲夏素文现在病得非常严重。王明成思母心切，立马跟印染厂请了假，火速赶往家中。
夏素文曾于1984年10月份被检查出患有“肝硬化腹水”。在那之后，夏素文就在老家医院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等到病情有所缓解后，夏素文的家人就听从院方的建议，把夏素文接到家中静养，但没想到还没过两年，夏素文的病情又突然加重。
夏素文已经消瘦的不成样子了，透明发亮的皮肤下都能看到她瘦削、青黄的骨头。身体也严重变形，肚子鼓得像一个圆球，下身因为水肿，肥胖得不堪入目。
大小便也开始失禁，各种并发症的出现，更是让夏素文痛苦不堪，止痛药对她也失去了功用。每当疼痛来临，夏素文都拿头撞墙，她的哭声传遍了整个楼层。
王明成虽然出生农村没上过几天学，但从小就被父亲教育要遵守孝道，可惜在他还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妈妈夏素文一个人把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家五口拉扯大。
身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他被妈妈疼爱有加，外出打工的妈妈常常偷偷带回来鸡腿背着姐姐和妹妹给他吃，而这一幕幕都被躲在一边的大姐悄悄看在眼里。
这下可好，姐姐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对母亲抱怨颇深，从此之后，姐弟之间的关系也出现缝隙，以至于她们后来嫁了人以后也很少与母亲往来。
在母亲的眼里，总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不回来看自己也很正常。
而，王明成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
参加工作后，王明成每个月都给母亲寄去30元，自己只留下13元生活费，在上世纪70年代，30元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钱了，这足以体现出王明成的孝心。
“你儿子真孝顺！”每次儿子给夏素文寄钱的时候，周围的邻居都会羡慕地说道。
对于子女的孝顺，夏素文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子女的负担。
此时，身患重病的夏素文吃喝拉撒都要在病床上进行，活着对于她而言，是没有尊严的一件事。
母亲片刻清醒时，王明成想劝母亲多吃点东西，但母亲却坚定而平静地对他说：“明成，我不想活了，你让我去死吧。”
王明成怎么也不答应，可下一秒病痛再次袭来，母亲痛得卷曲起来，却依旧嘶吼着哀求儿子：“儿啊，你要是真的孝顺我就赶快让我死去吧，我疼啊，我不想活了……”
看着母亲这种生不如死的痛，王明成决定满足母亲的愿望。
1986年6月27日早上，在查房结束后，王明成询问雷院长自己的母亲还有没有救，院长也是直摇头，表示病人现在已经是晚期，根本没有办法了。
王明成继续询问道：“我妈现在已经没救了，现在能不能采取措施让她不再痛苦？”
雷院长看出他的想法，当即就拒绝了：“不行。国外可以对绝症进行’安乐死’，但是在我国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医院坚决不能这样做。”
于是，他又找到了主治医生蒲连升。
“蒲医生，我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给我母亲安乐死？她真的受不了了……”王明成支支吾吾道。
蒲连升一听，瞪大双眼，果断拒绝：“不行，这是违法的，我没法开这药！”
然而，他低估了王明成的决心。
此后，王明成多次哀求蒲连升为母亲施行“安乐死”，但此事关乎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弄不好还会让自己手上沾上人命，蒲连升当然也不会轻易答应。
28日的晚上是蒲连升值班，当他路过夏素文的病房时，再次听到里面传来的凄厉哀嚎，他站在门口良久没有进去，直到哀嚎声渐渐安稳下来，此时的蒲连升心中已经做下了决定。
当王明成再次请求，他先是“咚”地一声跪下央求蒲连升“行行好，让我妈咽气吧”，然后又掏出一份事先写好的免责书，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蒲连升接过一看，免责书上确实白纸黑字写到了，安乐死是他自主的行为，与医生无关。
最后，蒲连升决定，帮王明成一把。
蒲连升给夏素文开了100毫升的复方冬眠灵，并在处方上注明是家属要求安乐死，当天蒲连升嘱咐值班医生，如果夏素文12点还没死，就再打一针复方冬眠灵。
到了当天下午1到3点，王明成两次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又开具了100mg复方冬眠灵，并完成注射，第二天凌晨五时，夏素文宣告死亡。
她，也成了我国首例实施“安乐死”的病人。
但就在夏素文死后3个月，蒲连升还是被捕了。
原本家属签字的时候，夏素文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并不在场，签字的是王成明和小女儿王晓琳，而大姐得知自己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时怒火攻心，认为是医院将母亲治死，要求赔偿。
随后还以“故意杀人”控告蒲连升。
“立案是7月3日，抓我是9月20日。”对于这一天，蒲连升犹记于心。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有这一天。”
蒲连升觉得自己很冤枉。
在审判时，王明成揽下了所有罪过。
表示是自己让蒲医生执行“安乐死”的，自己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如果要一命抵一命，就让我自己来吧。”
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王明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虽然当时他和蒲医生签订了协议，他这毕竟是条生命，双方都要为此负责。
本以为二人的命运已经敲定，却没想到五年后，案件又迎来转机。
国际法庭在得知二人情况后，立即出示相关证明与案例。
国内法院确认后，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
1991年5月6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明成、蒲连升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依据是夏素文病危难愈，直接死因是肝性脑病、严重肝肾功能衰竭，其注射的100毫升复方冬眠灵，并不足以致命。蒲连升也在法庭上讲，夏素文从服药到死亡，经历19个小时，并不是真的“安乐死”。
1992年，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裁定，维持原判。6年之后，王明成、蒲连升被无罪释放，这起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虽然在法律上，两人被判无罪，可是蒲连升和王明成，却在此后，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
蒲连升被放后，医院出于名誉考虑，拒绝了他继续给人看病治疗的请求，随后，更是直接将他降级成为医院的一名清洁工。
每天，他都需要早起打扫院子，这样的憋屈日子，让他有苦难言，时间久了，压抑在他内心的痛苦让他愤怒不已。
于是，他只要一看见医生，就噘着嘴调侃道：“有什么了不起，我可给人注射过安乐死。”
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靠着摆地摊贩卖零食等物品谋生，家中的主要开支靠着妻子一个人的收入承担。
直到十年后，安乐死的话题引起了外界讨论，他出现在不少媒体镜头中，也因此被更多人熟知，引发了媒体更多报道的噱头。
医院内总是流传着关于蒲连升医生的事迹，再加上媒体的报道，蒲连升一下子被全国人关注起来。
2001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执行安乐死的医生，蒲连升被央视邀请，进行一期特邀访谈节目。
央视的目的蒲连升自然知道，可在仔细思考后，他还是同意了，也许在他心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随着访谈的逐渐深入，蒲连升终于等来了那个问题:“你后悔吗？”
蒲连升本以为自己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到:“后悔!”，可事实却是沉默了良久，他才缓慢的说道:“当然后悔了，它毁了我的职业生涯，让我的生活出现了重大问题，我又怎么不会后悔呢？”
蒲连升无比痛苦的表示：“如果事情可以重来，要是就算给我10万、100万，我也不会这再干”
蒲连升医生是幸运的，医院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重新任职了蒲连升的医生身份，让蒲连升有机会可以重新治疗病人。
王明成在出狱后经历了不少磨难，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早出晚归，希望每天能够多赚点钱，但这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活计对他身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000年11月，王明成被查出患有胃癌并做了手术，两年后，病情再度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他全身其他部位。
2003年1月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他首次提出“安乐死”的要求。
结果可想而知，院方无论如何都不会重蹈覆辙，更何况还是在同一个人身上。
在病床上折磨了半年左右，王明成屡次请求医院对自己实施安乐死无果，没有一家医院敢于再次招惹是非，只能拒绝。即便是王明成通过媒体发出了想要“安乐死”的呼声，由于国家没有立法，医院仍旧再次拒绝。
就这样，王明成在胡乱喊叫中陷入昏迷，于8月3日凌晨3时30分在病痛中停止了呼吸。
也是在这一刻，他才总算是彻底摆脱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在临终前，他还表达了不能安乐死的遗憾。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对“安乐死”立法，毕竟“安乐死”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它涉及到哲学、宗教、伦理、医学、法学、社会学等广泛的领域，就世界关于安乐死争论的历史来说，对安乐死是否立法，立什么样的法已经并且还将长期讨论下去，立法后相关问题的讨论也仍然会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