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既是唐朝兴衰动荡的时期，也是名臣将相频出的时代。在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的背景下，唐朝出现了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但是在同一时期唐朝的朝廷中也不乏名垂青史的名臣，而李泌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李泌在中唐时期的声望极高，在后世甚至被认为是才比诸葛亮的人物，受到很多后世文人的推崇。然而在中唐前期，李泌的处境却非常的尴尬。他因为才能杰出受到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三位皇帝的器重，成为朝廷中“权逾宰相”的人物，多次挽救朝廷于危机之中。然而危机过后，李泌却受到排挤，被迫远离官场，隐居山林。
李泌是北周太师李弼的后人，父亲是吴房县令李承休，家族属于是五姓七宗中赵郡李氏的旁枝辽东李氏。因为出身官宦世家，家境非常好，所以李泌自小就受到优良的教育。从七岁读书开始，李泌就有了神童的美誉，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同年他有幸被唐玄宗李隆基召见，得到了当时的宰相燕国公张说的考校。考校的结果是李隆基和张说都对李泌非常满意，认为他神童的名声实至名归，也给了李泌极大的赏赐。从此以后李泌开始频繁出现在唐朝上流社会，受到不少高官显贵的推崇，其中像宰相张九龄、大臣韦虚心等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成年后的李泌名气更大了，他仰慕神仙之术，精研《易经》，常隐居于嵩山、华山、终南山等山林之中。二十九岁的事后，李泌向李隆基献上《复明堂九鼎议》，受到李隆基的器重，被征召入朝讲授《老子》。事后李泌被任命为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受到太子李亨的器重。然而这样的器重并没有给李泌带来好运，他反而因此受到李亨的政敌杨国忠等人的排挤。杨国忠以李泌的《感遇诗》讽刺朝政为由进行弹劾，然后李泌便被李隆基贬斥到蕲春郡安置。李泌因此深感朝廷斗争的残酷，于是脱离了朝廷，继续隐居山林之中。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势如破竹攻陷了长安，李隆基被迫带着朝廷的王公大臣逃往成都避难。马嵬坡事件后，太子李亨与李隆基分道扬镳，转向灵武召集边境藩镇军入内勤王。于是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并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李亨登基后一方面重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组织反攻夺回京师长安，另一方面便是召集在逃难中失散到各地的大臣。李泌因为之前在东宫很受李亨器重，所以被征召到了新的朝廷中，成为李亨收复失地的首席谋士。当时李泌自称白衣山人，本不愿回归朝廷，但李亨授予其银青光禄大夫的高位，使其无法再推脱。
当时李亨给予了李泌极高的权限，关于国事的每个决策都要与李泌商议。朝廷中从制书文诰到将相升迁，李泌都有权干预，历史上称其为“权逾宰相”。李泌常陪同李亨出行，坐李亨的车架，其地位和风头在朝廷中一时无俩。尤其是在任命天下兵马大元帅、策划反攻安史叛军方面，李亨更是严重依赖于李泌。李亨反攻安史之乱叛军的计划几乎完全是由李泌帮他设计的，其结果也让唐朝迅速击败叛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京，将叛军几乎逼到绝境。可以说李泌是平定安史之乱在战略设计上的关键人物，也是扭转唐军劣势的首席功臣。
然而李泌并没有因此大功而封侯拜相，反而因和李亨的想法冲突，再次选择隐遁山林。当时唐军面临着扭转局势的关键时刻，李泌提出了一举荡平安史叛军的策略。他认为唐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应先集中力量收复叛军的老巢范阳，将叛军困于关中长安和中原洛阳之间，成关门打狗的局势。叛军在中原和关中没有基础，无法抵抗唐军攻击，又缺乏后勤支援，叛乱才能够迅速平定。然而李亨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选择了先攻打两京，再收复河北范阳的军事路线。李泌则认为这个路线必然让叛军长期盘踞于中原河北，战事迁延日久，难以平复。
因为李泌的建议没有被李亨所采纳，同时他又被权臣李辅国所排挤。为了摆脱朝廷内斗，李泌请求遁避进衡山修道。李泌离开后，安史之乱的局势变化正如他所料。两京收复后叛军出现内部分化，而藩镇军内部也出现了拥寇自重的苗头。很多藩镇将领进入中原腹地后不愿意退出，于是各种拥兵自重，打仗时出工不出力，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操作。这样的情况让唐军无法再全力消灭叛军，而叛军着占据中原重要城市，两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战争也因此拖到了唐代宗李豫即位之后，安史之乱才最终被平定。
唐玄宗与唐肃宗去世后，唐代宗李豫即位，李泌再次被征召回朝，出任翰林学士。因为在安史之乱任命天下兵马大元帅和太子监国的事情上，李泌站在了李豫的一方，所以李豫非常的器重李泌。他让李泌住在宫中的蓬莱殿书阁，还在长安城中修建了府邸，并让李泌娶已故朔方留后李暐的外甥女为妻。尽管李豫给予了李泌如此高的礼遇，但李泌依旧没能封侯拜相，只是作为李豫的私人高级参谋。他也因此而被宰相元载所排挤，被外放离开朝廷，出任检校秘书少监、江南西道判官，后来升任检校郎中。
元载被诛杀后，李豫本想重用李泌，但是又新的宰相常衮阻挠。然后李泌被外放到澧、郎、峡三州当团练使，后来又迁任杭州刺史。此后直到唐代宗李豫去世，李泌都没有回归朝廷，更没有封侯拜相。等到了唐德宗李适即位后，泾原兵变爆发，长安再次陷落，李适逃到梁州行在避难，这才重新召李泌入朝。
纵观李泌的一生，他对唐朝的功绩是非常显赫的，与同时代的文臣相比也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在受到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位皇帝器重的同时，却始终无法封侯拜相，只能隐逸于山林之中，让后人感到唏嘘不已。直到他辅佐了唐德宗李适之后，才有机会正式拜相，可见其过程之艰难。
无论是从个人能力，还是功绩上看，李泌无疑是中唐大臣中最为顶尖的。他策划扭转安史之乱局势的功绩，为唐军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他在治理地方上政绩卓著，受到包括宋朝问好苏辙在内的后世名家的赞扬。他的能力极为出色，被后世文人认为可以与三国名相诸葛亮媲美。可如此出色的人物，在被三位皇帝器重的同时，却又不能被重用，这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了。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不得不让历史爱好者们感到好奇。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三位皇帝在对待李泌的使用上自相矛盾，放任如此有才华的大臣隐逸山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唐朝中期的政治环境上进行分析。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李泌不能被重要的原因，并非其能力和功绩不够出色，也不是他的正直受到奸臣的排挤，而是三位皇帝的治国理念与其有明显的对立和冲突。从三位皇帝的治国理念来看，这三位皇帝其实都是一类人。他们不是传统儒家学说支持的明君，又不是历史上典型的昏君、暴君，而是存在极大争议的君主。他们治理国家有着一定的成绩，但国家的动荡混乱与他们关系密切。而且他们喜欢任用奸臣为相，对于忠臣良将却常常使之处于过河拆桥的状态。
从政治手段上来看，这三位皇帝都是非常精明的，但又不是以儒家治国手段为代表的，而是擅长于各种权谋之术的皇帝。他们通过权谋之术操控朝政，摆布朝中各大派系互相制衡和掣肘，以维持皇权在朝政中独特的政治地位。因此在他们执政期间，唐朝朝廷出现了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内斗的局面。比如宦官集团和藩镇集团争夺权力，文臣权贵于宦官集团互相拆台。而领衔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往往是皇帝器重的官员，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奸臣的名声，如高力士、杨国忠、李林甫、元载等等。这样的情况让朝廷中乌烟瘴气，成为小人横行的格局。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官员想要生存必须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必须学会与敌对势力明争暗斗。然而作为正直官员的代表，李泌是不会轻易插手这些利益集团的内斗，更不会让自己卷入其中。他的这个洁身自好的态度，虽然受到皇帝的器重，却不是皇帝想要看到的。
在三位擅长权谋之术的皇帝看来，朝臣们的团结和统一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只有朝廷大臣们互相内斗起来，李唐的皇权才能稳固。在他们的眼里，奸臣比忠臣更容易控制，因为奸臣身上不干净，随便找个罪名就能处置了。这便是所谓的帝王权谋之术，后世也称之为厚黑学。
连续遇到三位以这种阴谋论执政的皇帝，李泌也算是倒了大霉了。他们在有需要时便对李泌提供高规格待遇，借助李泌的能力解决各种政务和军事危机。等把危机度过之后，他们又过河拆桥，继续挑拨朝廷内斗，借机抓住朝廷大权。面对这样的情况，李泌自然在朝廷中待不下去了，只能主动请辞隐逸山林。而三位皇帝也不希望李泌掌握朝政大权，他们怕压不住这样的能人。李泌能力太强，功绩太大，而且洁身自好。这种完人的姿态，使其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帝王之术在他身上几乎打不出缺口，真要硬来反而会惹得一身骚。
正是出于权谋治国的考虑，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人才白白放着李泌这样的名臣不用，反而喜欢杨国忠、李辅国、元载这样的奸臣。其实在这个时代，除了李泌之外还有不少干净的能臣无法受到皇帝的重用，其中最为大名鼎鼎的便是颜真卿。皇帝喜欢用权谋之术的阴谋论治国，这也注定了中唐无法中兴的命运。这样的治国方式，只能勉强地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却无法解决自天宝危机后留下的各种朝廷和社会的隐患。只要这些隐患不除，唐朝就无法回到开元盛世的，类似安史之乱的叛乱随时可能爆发，所谓的国家中兴不过是自吹自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