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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绍军/文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今谓之夏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颍川、南阳这两个地方是古代夏族人居住的地方。夏人崇尚忠厚朴实，现在这里还保留着祖先遗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生性厚道。秦朝末年，曾把一批不守法度的人迁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南边和东边临近汉水、长江和淮河，宛城则是这一带地方大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作“夏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主编的《史记》（文白对照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一版）对“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一句的译文是：“颍川郡、南阳郡一带，是当年夏朝人居住的地方。”笔者认为，这里把“颍川、南阳”解读为颍川郡和南阳郡是笼统的、不够确切的。颍川、南阳虽然均为汉代名郡，但是司马迁所说的“颍川、南阳”并非指整个颍川郡和南阳郡，而是颍川郡中以郡治所在地阳翟为中心的附近地带到南阳郡中以郡治宛城为中心的附近地带。

颍川郡地图

颍川郡设立于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其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省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地带，包括现在的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禹州市、登封市、长葛市等地，辖县有襄城、颍阳、鄢陵、长社、阳城、许县、郾县、阳翟、成安、郏县、尉氏、颍阴、定陵、舞阳、闲阳、密县、昆阳、新郑、大騩、苑陵、应县、新襄城、新父城等等，郡治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阳翟是战国前期韩国都城（前408年—前375年之间），早在舜帝时期，禹在此受封为夏伯，后来禹的儿子夏启在此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并大飨诸侯于钧台，举行开国典礼。《水经注》载：“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竹书纪年》载：“夏禹之子夏启，即位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之”。

另据古今诸多史书记载称，“夏”，原是由夏后氏、有扈氏等十二个姒姓的氏族部落所组成的部落联盟，时间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之间。夏部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也就成为王朝的称号。夏兴起于崇山，夏禹的父亲鲧即封于崇（今河南嵩县北伊、洛之间）。禹在确立王权后，初建都嵩山之阳的阳城，阳城位于颍水上游，说明夏人早期的活动地区在今河南嵩山及伊、洛流域一带。夏禹之子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后建都于阳翟，所以，阳翟在后世一直称为禹县、禹州。夏人当时在颍川的居住地并没有秦汉时期的颍川郡那么大，其范围只包括以阳翟为中心的附近地带和西部伊洛河之间。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的“颍川”不应当解读为整个颍川郡，而应该理解为以郡治阳翟为中心的附近地带。

夏人早期另一个居住的重要地方是南阳，也就是现在的南阳市城区和附近地带以及北部与颍川相连的区域。秦汉以前的南阳，为邑为城则称宛，为地名则兼称南阳。南阳地名的本源，实因地处淯水之阳、成周之南和伏牛山东麓诸山之南而得名。南阳之地名，远比南阳郡之郡名要悠久得多，秦庄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设立南阳郡时，便是因为郡治宛城所在地的南阳之地名而为郡名的，绝非因南阳郡名才有了南阳之地名。因此，《史记》《汉书》《后汉书》等重要史籍中才会经常出现南阳与宛互指互称的现象。

两汉时期，南阳为天下名郡和全国五大都会（南阳，洛阳，临淄，邯郸，成都）之一，西汉辖有三十六县，东汉辖有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等三十七县。南阳郡治宛城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宛作为代表南阳的代名词，自秦汉以降数百年未移其地，未更其名。

南阳宛城地带为何会有如此骄人的发展成就呢？第一是地理位置的重要。正如司马迁所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南阳地当中原南部之要冲，西通武关、郧关，南控荆襄，临近汉水长江，东临淮水，北连中原腹地，因而宛城便成为这一地区的一大都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此地很早就是“夏人”居住之所。这个“夏人”不能解读为夏朝人，而应当理解为夏后氏，夏禹本族人，姒姓部落族群人。司马迁所说的“夏人之居也”是指夏族人居住生产繁衍生息之地，并非指夏朝政权控制的所有区域。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汉代南阳郡郡域范围内曾存在过姒姓以外的古代方国，这表明早期夏族人早期在南阳居住的范围是有限的，仅仅是在后来被称作宛的地方及其以 宛为中心的周边地带，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南阳”，指的就是这一带地方。正是由于“夏人”在这里长期地居住和不断开发，才有了南阳——也就是宛地后来的发展和繁荣。

南阳黄山文化遗址

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我国夏朝和夏朝以前的历史，目前仍处于对传说的记载中，并无确切的文献材料。现当代虽有对夏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但是仍未呈现出一个系统而又清晰的历史链条。一种说法认为夏人是从陕西、陕西地带自西向东到中原地带迁徙发展，然后再由中原腹地向南部发展，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从南阳逐步向北发展的可能，即从南阳到方城，再从方城向颍川阳翟、阳城以及伊洛等地迁徙发展甚至立国建都的可能。南阳市北郊黄山文化遗址发现有新时期晚期的文化层，其中还有两个高等级首领级别的墓葬。墓主人手执玉钺弓箭证明其有着极高的统治地位，经科学探测则属夏人早期的文化现象。南阳市方城县八里桥文化遗址经考古发掘发现与偃师二里头夏文化完全对应，这里可能是夏人向北迁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都城”或称核心聚落。

方城县八里桥文化遗址

王莽改制时曾将宛县改为南阳县，将堵阳（今方城县）改称为阳城，王莽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这样改名一定有着历史的根据。将宛县改称南阳，是因为宛县一带本来就称南阳；将堵阳（今方城县）改称为阳城，将堵阳（今方城县）改称为阳城，极有可能这里是夏人最早的阳城。夏人在北边的颍川一带建立新的阳城作为国都后，而将南边原来的龙兴之地称为“南阳”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正如明朝在北京建都后，人们称南边原来的都城为南京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南阳之得名应该有多种原因，因秦汉时期长期为南阳郡郡治所在地而得地名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缘由。但不管如何，《货殖列传》所说的“南阳”就是指以宛城为中心的附近地带，宛与南阳在先秦典籍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经常互指互称的现象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结论：依据上文分析可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所提到些人所居的“颍川”，就是指以阳翟、阳城为中心的附近地带，“颍川”，既是一个郡的名称，更是阳翟及其附近地带的代称。同样，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所提到些人所居的“南阳”，当然也是指以宛为中心的一带地方及其附近地带，“南阳”虽是郡名，但同时更是宛城、宛县这一带地方的名称。

史书和其他相关文化典籍中用“南阳”这个名称代指宛的例子太多了，例如诸葛亮《前出师表》中说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又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南阳、乌巢、祁连、黎阳、北山、潼关都是一些具体的地方，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当然也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根本不会是指整个南阳郡或南阳郡其它县区，而是指宛或宛城附近地带。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曹操“困于南阳”，就是指曹操被张绣突袭困于宛城这件事，《后出师表》中的曹操“困于南阳”，佐证了《前出师表》“躬耕于南阳”就是躬耕于宛城附近，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笔者这样的说法，曾经也有一些人质疑说，人们在四川、广东的某一个县市区打工或出差、旅游，不是也可以笼统地说成是在四川、广东打工、出差、旅游吗？“躬耕于南阳”不一定就是在当时的宛城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城区一带躬耕呀！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夏人之所居和诸葛亮的躬耕与人们到某地打工、出差和旅游有着根本的不同。打工、出差和旅游具有流动性，不可能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而一个族群在某地的居住则具有长期的固定性，少则数十上百年，多则几百年上千年或者更久；诸葛亮的躬耕更不可能也无法在南阳郡辖区的每一个地方来进行。所以，这个“南阳”只能是指最能代表南阳，而且早就有“南阳”之名的宛城一带。

南阳武侯祠岳飞手书《出师表》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