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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一心要勾搭武松，不想武松乃是个正人君子，不为所动。潘金莲反被他抢白了一场，好不气恼。

说来也凑巧，正在潘金莲欲罢不能之时，遇到了破落户财主西门庆，便演出了一场帘下勾情的丑剧：

白驹过隙，日月撺梭，才见梅开腊底，又早天气回阳。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金莲打扮光鲜，单等武大出门，就在门前帘下站立；约莫将及他归来时分，便下了帘子自去房内坐的。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妇人正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竿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巾上。

妇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的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

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可意的人儿，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奴个眼色儿。

这个人被叉杆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

但见他黑鬓鬓赛鸦翎的鬓儿，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嬝嬝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趫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

那人见了，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

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悮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却被这间壁住的卖茶王婆子看见。

那婆子笑道：“兀的谁家大官人打这屋檐下过？打的正好！”

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

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

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

”那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觑风情的贼眼，不离这妇人身上，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

……当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

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却是在帘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关上大门，归房去了。

看官听说：莫不这人无有家业的？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

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那人覆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

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

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抅拦里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

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

在《金瓶梅》中，这是主人公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

与潘金莲的情况十分相似，在《水浒传》中，西门庆也是个陪衬性的人物，他从属于武松，是为塑造武松形象而设置的对立面。因此，他的性格要展开到什么程度，亦完全受武松形象塑造所制约。

从《水浒传》故事发展的进程来看，这里只需要出现一个流氓、地痞的角色，因此作者只赋予其这类性格特征。

这就是《水浒传》中的老西门庆。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老西门庆的地位、身份、境遇大不一样。他是小说的第一号主人公，作者已将他塑造成一个恶霸、富商、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形象。

他生活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崩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发的特定时代。

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蕴育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新兴商人、市民阶层的代表：他有着不可一世的勃勃雄心和进取精神；他通过商业活动而暴发致富，对金钱、对女人，对整个世界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他敢于蔑视封建礼法和道德教条而为所欲为；他凭借金钱的魔力贿赂公行，以攫取封建权力的方式进一步聚敛财富。

显然，《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其典型意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水浒传》中的那个西门庆所无法比拟的。

为了使新西门庆的性格发展符合内在的逻辑性，所以，《金瓶梅》作者必须在这里——新西门庆刚刚亮相的时候，就对其原型老西门的形象作必要的加工改造。

这种加工改造集中体现在上列的文字中，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化了西门庆善于“交通官吏”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写他在县里开个生药铺，“近来暴发跡，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

《金瓶梅》将“排陷官吏”改为“交通官吏”；把“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改为“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是《金瓶梅》对西门庆形象塑造上的重大发展。

《水浒传》也写到西门庆勾结官吏，例如为平息武大命案，西门庆贿赂过官吏，但毕竟没有能构成西门庆性格特征的重要方面。

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由“破落户财主”而发展成为称雄一地的富商；由一介平民而发展成为统治一地的官僚，这就决定了《金瓶梅》作者必须赋予新西门庆这一典型形象，具有善于交通官吏的性格特征。

《金瓶梅》诞生的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发，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已到了崩溃的前夜。但是，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面临垂死的封建主义却还有相当大的实力，而新生的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和阶层又相当软弱。

于是像西门庆一类中国的新兴商人，不得不依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的权力，发挥金钱的威力来勾结官吏，甚至直接攫取部分权力，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

因此，十六世纪中国第一代发育成形的新兴商人，都具备善于交通官吏的性格特征，否则就无以立足，更谈不上什么发展。

由此可见，《金瓶梅》作者赋予新西门庆以善于交通官吏的性格特征，十分典型、准确地概括了我国第一代新兴商人的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侧面。新西门庆这一艺术典型的价值也就非同凡响。

二、 交待了西门庆的家世。

《水浒传》对此交待十分简略，《金瓶梅》增写的文字并不多，但概貌已明。

《金瓶梅》的故事，是以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生活为着眼点而展开的。后文大量写到西门庆一妻五妾之间为争宠而展开的种种丑剧，写到作为家庭主妇吴月娘的为人及其与西门庆的矛盾，在妻妾斗争中的地位。

《金瓶梅》增写的西门庆家世，寥寥几笔，却为后文的展开作了必要的铺垫，使情节发展不显得突兀。

三、 关于“帘下勾情”的描写。

“帘下勾情”在《水浒传》中写得较简单，人物形象不很鲜明。《金瓶梅》增写了不少文字。

首先通过潘金莲的观察，对西门庆作肖像描写，粗粗勾画出一个浮浪子弟的形象。接着作者又通过西门庆的观察为潘金莲画像。

这些画像性的文字纯属古代小说中的俗套，并无可取之处，但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者突出了潘金莲的妖娆，二者通过西门庆的观察视点（小说写西门庆不仅看到了潘氏的外表，而且看到了被衣服遮盖的身躯），表现了西门庆的庸俗不堪。

对“勾情”中人物的行为、情态的具体描写，文字不多，但生动、传神，西门庆的淫态已活脱脱地画了出来。

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来了个“看官听说”，说西门庆从小就是个“好浮浪子弟，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

这些抽象概括性的揭露与前面形象的描写，珠联璧合，互相补充。至此，《金瓶梅》中的头号人物——西门庆的第一印象，已深深地印刻在读者的头脑之中。

还值得提出的是，在《水浒传》中这段文字只写了西门庆的淫态，而对潘金莲则置之不问。

《金瓶梅》则左右逢源，将两个人物的情态和心理活动（如写潘氏如何观察西门庆，如何动心：“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如何眼巴巴的看不见西门庆时，才收帘归房），都刻画了出来。

这种一笔而写两面的技法，为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家所称道，在《金瓶梅》中屡见不鲜。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金瓶梅鉴赏》，1990，南京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