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

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

周伟洲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1982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8公里的阿克别希姆(City site Ak-Beshim)古城遗址附近,当地农民发现一件镌刻有汉文题铭的造像碑基座(图一),红色花岗岩质,呈八角形,厚约11厘米,宽约32.6厘米,高约13.5厘米。下有础柱头。此造像题铭出土后,先后有俄罗斯汉学家斯普尔南科(G.P.Suprunenko)、日本学者林俊雄、内藤みとり等撰文[1]题铭作了介绍和考释。1998年新疆考古研究所于志勇将内藤みとり一是发表的论文编译之后,在《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发表[2]现参照题铭拓片(照片)及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对此题铭基座作进一步的考察(图二、图三)。

上述研究者辨识题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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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字者,原字已漫患,系据文意补出。据文意及所余笔划,还可断为第五行“天”字下为“子”字;第六行首一字为“为”字;“妣”字前为“考”字;第八行“生”字前为“众”字。如此,题铭全文应补为:

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上柱国杜怀宝,上为天子□□下为□□考妣见□□使□法界□众生,普愿平安,获其冥福,敬造一佛二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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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唐杜怀宝造像题铭基座(吴正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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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唐杜怀宝造像题铭基座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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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杜怀宝造像题铭摹本(于志勇摹)

据此题铭,可知此乃时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为天子、众生及父母冥福而造的一佛二菩萨像之基座。从拓片上看,基座上部仅有一突起的圆形残石,可能仅为一佛之石像。自北魏以来,此类祈福之造像碑在中国北方较为流行,或为单独之释迦造像,或为一佛二菩萨之深浮雕一体造像。此基座似单独立佛像,身二菩萨可能也单独立像。而石像基座上的“题铭”,准确地说,应称之为“发愿文”,在中国北方的此类造像题铭中,一般均有纪年。此造像题铭(发愿文)无纪年,颇疑其纪年在二菩萨造像基座正面上镌刻。但是,也不排除此基座上所立为一佛二菩萨之深浮雕合体碑造像。因基座上佛、菩萨像均佚,难以最后定断。

关于杜怀宝其人,现存史籍中,如上述研究者所征引,仅在有关于王方翼的史料中,有所提及。为便于讨论,兹引证如下:

其一,《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记:

裴行俭讨遮匐,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3]

其二,《文苑英华》卷九一三《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又见《张说之文集》卷一六):

裴吏部名立波斯,实取遮匐。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洎于[4]海东肃如也。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代宝,又以未(原注:集作“求”)不失镇,复命宝代公,夫然有以见诸蕃之心摇矣。

事实上,以上两处记载为同一事,王方翼神道碑略详于《新唐书》本传。关于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子泥涅斯为名,征讨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等反乱一事,《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及《张说之文集》卷一四《裴行俭碑》均记为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时事。此年当为都支、遮匐反乱之时,平乱在调露元年(679年)六七月间,九月献俘[5]。值得注意的是,在裴行俭任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子时(约在仪凤三年底至四年初,仪凤四年六月十三日改元为调露),荐王方翼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新唐书》本传作“检校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金山都护[6]。此为杜怀宝首次出现于史籍,其籍贯、身世不明,仅知其在调任前为安西都护。按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初统伊、西、庭三州军事,治西州(今新疆吐交河故城)。至高宗永徽时(650-655年),安西都护府升为安西大都护府,史籍载有麟德二年(665年)时任安西大都护的裴行俭[7]。至仪凤三年末至四年初,王方翼代原安西都是杜怀宝为安西都护,又似乎在前改安西大都护府为安西都护府。据此,知杜怀宝在调任之前是任安西都护,而造像碑铭记其职衔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此乃杜怀宝不可能在仪凤三年末至四年初之前于碎叶造此造像碑的根据之一。

根据之二,即如内藤みとり所说,当时的安西都护治所不在碎叶,也未曾管辖到碎叶。唐安西都护府初治西州,贞观二十二年唐平龟兹(今新疆库车),移治于龟兹,始统于阗、疏勒、龟兹、焉耆四镇[8]。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势力北上,“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于是安西四镇并废”[9]。此时之安西都护府治所,与永徽年间第一次放弃四镇时一样,由龟兹迁回到西州。至上元年间(674—676年),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有所增长,先后设置或复设毗沙都督府(本于阗国,今新疆和田)、疏勒都督府(今新疆喀什)、焉耆都督府(今新疆焉耆附近),但四镇并未恢复[10]一直到调露元年初,裴行俭、王方翼平定西突厥都支、遮匐之乱后,始重置四镇,并以碎叶代焉耆为四镇之一[11]因此,在王方翼代杜怀宝为安西都护之前,安西都护府治所在西州,时任安西都护杜怀宝不可能在碎叶造此造像碑。
杜怀宝改任之庭州刺史、金山都护一职,庭州刺史设置较早,而金山都护史籍记载简约,过去未曾引起注意。近十余年来,中外学者对进行了深入研究,金山都护府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12]。此都护府是由西州都督府升格而来,时间大约在龙朔二至三年(663-664年)间,最早见任金山副都护的是裴行俭[13],都护府治所在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都护或副都护一般兼庭州刺史。除裴行俭曾任金山副都护外,确切记载任金山都护的还有杜怀宝、王方翼两人[14]。而杜怀宝由安西都护调任为金山都护、庭州刺史,都护均为正三品[15],不存在降格的问题。

唐朝为何要采取这一调动措施呢?据上引《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说:“朝廷始以镇不宁蕃,故授公代宝”。即是说,原安西都护杜怀宝所镇之地(西州)非西突厥十姓所居之地,且对镇压十姓反乱多有不便(“镇不宁蕃”);而王方翼此时随裴行俭到碎叶平定十姓之乱,故令方翼代杜怀宝为安西都护。杜由西州赴任也正便捷,并作裴、王之声援。

调露元年六七月左右,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都支等反乱后,时任(检校)安西都护的王方翼在碎叶,用“五旬”时间,重筑碎叶城,“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16]。此时,碎叶始代焉耆列为四镇之一。此镇深入西突厥十姓居地之中,成为控制中西交通和统御十姓之重镇。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朝又立即将王方翼、杜怀宝相互对调,上引《新唐书·王方翼传》记:“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王方翼《神道碑》亦说:“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这次互调之原因,据《神道碑》说是“又以未(或作’求’)不失镇,复命宝代公。”按文意,似乎是为了保住新列为四镇之一的碎叶,不再落入十姓之手,故以宝代方翼。其实这一调动理由不能成立,更深一层的原因可能是与已绽擅政之武后对廢后王氏之堂兄方翼的不信任和不重用有关。

关于王、杜再次互调的时间,约在调露元年底至二年初,内藤みとり推测基本可信。调动后的职任,王方翼是清楚的,即由安西都护调任为庭州刺史、金山都护,升为波斯(军)使,属于平级调动。而杜怀宝之任职,据上引史料则较为含混,“更镇安西”,或“更统安西,镇守碎叶”,似乎首先考虑到的是杜继王为“安西都护”。虽然,安西都护治所在龟兹,但方翼为安西都护时驻碎叶,故杜继任安西都护,镇守碎叶,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出土的杜怀宝造像题铭明记其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是否唐朝先以怀宝为安西都护,后又降其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圧十姓使呢?因其任此职时间较短,故这种再次降职任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因怀宝“遂失蕃戎之和”,而被很快降职的可能。即是说,在调露元年末或二年初,怀宝与方翼对调之职任是“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驻地在碎叶,也即是造像碑基座出土的阿克别希姆古城。

“碎叶镇压十姓使”,显然是唐使职中的一种,不见于记载。内藤文中,一再强调此使即“碎叶镇守使”和“镇压十姓使”之意,而且说题铭中可能省缺字。此说不确,因为在调露元年碎叶列为四镇之一后,唐朝还未曾设置“碎叶镇守使”一职。此职最早见于记载,是在武周延载元年(694年)二月,有“碎叶镇守使韩思忠”[17]。显然是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一举复取四镇后,为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和抵御吐蕃势力而设置的。又从碑题铭看,决无漏损字的可能。因此,杜之造像题铭中的“碎叶镇压十姓使”决没有“碎叶镇守使”的职名在内。碎叶,表示镇守地点;“镇压十姓使”之“十姓”,自然指西突厥十姓(又称“十箭”),即居碎叶以西的五弩失毕部,以东的五咄陆部。

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杜怀宝造像题铭中的职名之“镇压”二字连读不妥,“按’镇压’二字连读乃近代的事,古无前例。且’碎叶镇压十姓使’之名亦不见于唐朝其它诰制典章,我以为’压’字同’押’。据此杜怀宝的官号应读作’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押)十姓使、上柱国’。这一官号实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守使、押十姓使’之简称。绝不可将’镇压十姓使’作一官名理解,因为唐朝既真的进行镇压也总之以招慰、安抚等名义出现的”[18]。按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说“镇压”一词是近代才有的事,古无前例,不确。“镇压”一词古已有之。如东汉班固《西都赋》有“禽相镇压,兽相枕籍”;《晋书》卷四二《唐彬传》记有:“今诸军已至,足以镇压内外,愿无以为虑”;《旧唐书》卷一○九《阿史那社尔传》记:“……其酋长咸谏曰:’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19]其次,所谓隋唐时,“押”某蕃落使之官号之“押”与“镇压”一词意相同,也非与招慰、安抚之类词类同。何况当时西突厥十姓“不宁”,确需“镇压”。因此,将杜怀宝造像题铭中的官号按原文释为“碎叶镇压十姓使”,更忠实于原意,是可以成立的。以上两说可以并存,仁者自见;不过笔者还是倾向于原文,以为“碎叶镇压十姓使”为胜[20]
又内藤文中,还认为杜怀宝先任安西副都护,任“镇圧十姓使”肯定在永淳元年(682年)二月至七月间西突厥阿史那车簿反叛之时。也即是说,出土的杜怀宝造像的时间亦在永淳元年这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如上所述,我们认为,杜之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圧十姓使是在与王方翼互调时,即调露元年末至二年初。当时,两突厥却支、遮匐之乱已平定,但在吐蕃的煽惑之下,十姓部落仍不安宁。这正如王方翼《神道碑》记杜代方翼为安西副都护时所说:“夫然有以见诸蕃(指十姓)之心摇矣。” 因此,杜之任“碎叶镇压十姓使”,并非一定专指后镇压永淳元年阿史那车簿之反乱,而是泛指西突厥十姓部落而言,有镇宁、镇守之意在内。换言之,杜为亡父母冥福造像时间的上限,应在其改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之后,而决非在永淳元年二月至七月间。何况,车簿反乱与杜怀宝“遂失蕃戎之和”有关,在叛乱的数月内,杜哪有心思和时间为其亡父母造像冥福呢?
唐高宗永淳元年二月爆发的阿史那车簿的反乱,在前引王方翼《神道碑》有较详细的记述:“于是车簿啜首唱寇兵,群蕃响应,蝟毛而竖。公在渍西,献捷无虚岁,蹙车簿于弓月,陷咽麺于热海,剿叛徒三千于麾下,走乌鹘十万于城(集作“域”外,皆以少覆众,以诚动天……玺书下问,皇灵远烁,迁夏州都督。”[21]从王方翼与车簿战于弓月(今新疆霍城)、热海(今伊塞克湖),及车簿称“啜”(突厥官号)来看,车簿原为碎叶以东五咄陆部五大啜之一(碎叶以西五弩失毕部首领称“俟斤”),此时已进攻至碎叶以东之弓月、热海一带。那么,此时的碎叶情况如何?未见有记载。过去中外学者有各种推测:有的以为此时镇守碎叶的杜怀宝已战死,任金山都护的王方翼攻车簿[22];或说,因杜怀宝“失蕃戎之和”,王方翼在永淳元年又代杜为安西副都护,从碎叶出兵改弓月[23];内藤文则说,永淳元年杜仍为安西副都护,守碎叶,王方翼也被任厉安西副都护,两者并存。以上三种推测,哪一种更符合于当时的实际呢?我们只能从史籍所载王方翼的情况来分析:两《唐书》的《高宗纪》、《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永淳元年四月“辛未,以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与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兵,分道讨十姓突厥阿史那车簿。行俭未行而卒。安西副都护王方翼破车簿、咽麺,西域平。”[24]方翼何时由金山都护改任安西副都护的呢?这可能与另一位任安西副都护的袁公瑜有关。此人曾向武后亲属告密,而使裴行俭左迁西州长史[25]。据狄仁杰撰《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墓志铭》记:“……寻除君为代州长史,又除西州长史……俄转庭州刺史。无何,迁安西副都护……葱古无尘,虽郑吉、班超不之加也。惜乎忠而获谤,信以见疑,盗言孔甘,文致□□。永除岁,遂流君于振州……”[26]袁公瑜在永隆时去安西副都护职,永隆仅二年(680-681年),二年改为开耀元年,开耀二年即改为永淳元年。因此,颇疑方翼由金山都护改任安西副都护,是在永隆年袁公瑜去职之后,代其职,治龟兹。这与其出兵与车簿战于弓月、热海的进军路线是一致的。而车簿起兵后,“群蕃响应”,时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想必也力守重镇碎叶,未分兵接方翼。
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倾向于内藤的看法,即永淳元年车簿反乱后,在碎叶的杜怀宝与转战弓月、堑热海的王方翼同为安西副都护[27]。那么杜怀宝任此职一直到何时,也即此题铭时代的下限是何时?史籍未载。不过,过了四年,即垂拱二年(686年),因西突厥再次反叛,“安西不宁”,武周朝遂“拔四镇”(即退出四镇),再次放弃四镇[28]。如果杜怀宝仍镇守碎叶的话,此时也一定退出了碎叶。若以上推测不谬,则出土的杜怀宝造像(基座)当镌刻于调露元年末二年初至垂拱二年(679~686年)之间。

杜怀宝造像基座题铭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由于唐代经营西域的文献史籍残缺,且散佚颇多,因而有关唐朝在西域的建置、城镇、军事设施等问题引起后世中外学者们的各种议论和推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杜怀宝造像题铭基座的出土,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逐渐清晰起来,可望得到较圆满的回答。

首先,是唐代西域重镇碎叶的地理位置问题。过去中外学者根据文献及阿克别希姆古城的佛寺遗址,推测这里即是唐代的碎叶,佛寺之一即杜环《经行记》所见之大云寺[29]。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确认。杜怀宝造像题铭基座出土于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附近,且题铭中明记杜任“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驻守碎叶。此乃阿克别希姆古城就是唐代碎叶城的铁证,从而使以上推测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据,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时,在此古城出土碑铭明记杜怀宝为“碎叶镇压十姓使”,从而也以铁的事实证明那种以为唐代碎叶还有所谓“哈密碎叶”、“拨换碎叶”、“焉耆碎叶”说法之谬[30]

第二,唐朝在西域重镇碎叶设置的职官,过去只见有“碎叶镇守使”一职,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延载元年,有“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其自碎叶大破阿悉吉泥熟俟斤(五弩失毕部五俟斤之一)及胡禄屋部[31]。次见于神龙二年(708年)有“碎叶镇守使、中郎周以悌”,后代郭元振为“四镇经略使,拜左屯卫将军”[32]。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北庭都护府(治庭州)建立,至少在景龙年间(707-710年)碎叶镇已改属北庭都护府,碎叶镇守使一职往往由北庭都护兼任。如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十五日《命吕休璟北伐制》中,记有“左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33]

杜怀宝造像题铭补充了调露元年碎叶列为四镇之一后,唐朝曾经暂时设置有“碎叶镇压十姓使”一职,由安西副都护兼任,驻守碎叶。此职虽为暂时使职,但其后变为固定的使职–“碎叶镇守使”。 

第三,1975年,笔者在新疆乌鲁木齐,有幸聆听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演讲,在演讲中,谭先生提出碎叶曾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演讲结束后,笔者向谭先生请教这一问题,回答是因安西都护曾驻守碎叶,安西都护府自然迁至碎叶。此后,又见有一些论著发表上述的看法,如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34];薛宗正《安西与北庭》说得更为明确:“有迹象表明,经过王方翼整修过的碎叶城不仅备列安西四镇,而且一度是安西都护的驻节地,唐朝所册封的安西都护王方翼、杜怀宝皆先驻节于此。这似乎表明,自调露元年至垂拱年间(679-685年)安西都护府治碎叶,金山都护府治庭州”[35]。王方翼为检校安西都护是随裴行俭册立波斯王子,平十姓都支等反乱,至碎叶,并大城碎叶,“未几”即调任庭州刺史、金山都护,是属于特殊情况,且为时甚短。接任的杜怀宝原任安西都护时,治所在西州,接任后,据出土的造像题铭,其任是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而非安西都护。永淳元年王方翼为安西副都护,且仅转战弓月、热海,未驻守碎叶,后即迁夏州都督。而此后,再未见有安西都护驻节碎叶事。因此,碎叶曾为安西都护治所的结论,因杜怀宝造像题铭的发现而难以成立。

第四,《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环《经行记》说:“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内云之大云寺,遗址已在阿克别希姆古城中发现[36]。这是因武则天欲利用佛教为其革命而大兴佛教,于诸州及两京各建大云寺,地处西域的碎叶亦建此寺。杜怀宝造像题铭基座的发现,又再一次证明了当时已成为唐朝边远重镇的碎叶,也传入了内陆的佛教。而造像碑的形式,是自北魏以来中国黄河流域上自贵族、官吏,下至村邑百姓祈福、冥福的一种常见的佛教信仰形式,能在僻远的西域边巨碎叶造像冥福,亦可见内陆的佛教西传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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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藤みとり《アクべシム发见の杜怀宝碑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4,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ヤソター研究纪要《中央アジア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ヤソター编集发行,1997年3月31日。林俊雄《天山北麓的佛教遗址》,《Dalvazhintipa DT25 1988—1993年发掘报告》,日本创价大学、The Khamta Fine Arts Research Cetre合作出版。按林文仅在补注中提及此碑铭,并附照片。

[2] 于志勇编译,《吉尔吉斯斯坦发现杜怀宝碑铭》,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

[3]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内容约同,不赘引。

[4] 原注:“洎于”二字集作“自洎汗”,似应为“洎瀚”,则此句应为“洎瀚海东肃如也”。

[5] 详细考证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58页。

[6] 《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说,方翼徙庭州,“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故知怀宝由安西都护调任为庭州刺史、金山都护。

[7] 见《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

[8] 按贞观二十二年唐初置四镇中,有焉耆或是碎叶,至今中外学者意见分歧。笔者主张无碎叶,而有焉耆,见拙作《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5-150页;后收入作者《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89-196页。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情况,可参阅吴玉贵《唐安西都护府史略》,载《中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76-135页。

[9] 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此时之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焉耆,见《唐会要》卷七三引苏冕修《唐会要》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1页。

[10] 中外学者多有以为上元年间唐已复置四镇,如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编》第4号,1984年,12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74页;上引内藤みとり文等。笔者认为上元年间唐仅设几个都督府,四镇之复置应在调露元年,见上引拙作《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

[11]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

[12] 如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の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13] 张说:《张说之集》卷一四《裴行俭神道碑》。

[14] 按上引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114-116页,论述任金山都护者,还有田扬名、袁公瑜。按田扬名,史籍记其“发金山道十姓诸兵”(《陈拾遗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而袁公瑜,仅共墓志云其曾任庭州刺史;均无确证他们曾任金山都护,故不取。

[15] 见《大唐六典》卷三○;《通典》卷三二《职官》。

[16] 见上引王方翼《神道碑》

[17]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延载元年二月条。

[18] 薛宗正,《“杜怀宝碑铭”管窥》,载《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9] 《旧唐书》卷一○九《阿史那社尔传》。又见于《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卷七八《丁潭传》。

[20] 以上一段为今增补,特此说明。

[21] 更详细的记载见《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

[22] 见上引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130页。

[23] 松田夀男:《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增補版),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6年,第352页。

[24] 此引自《旧唐书》卷五《高宗记》。

[25]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

[26] 志载《千唐志斋藏志》上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81页

[27] 见上引内藤文。

[28] 《千唐志》中《忠武将军裴沙钵罗墓志》,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千唐志原拓片;《全唐文》卷一六五,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中华书局版,1983年,第1683页等。关于垂拱二年“拔四镇”问题,学界意见分歧。大多数学者同意“拔四镇”是退出四镇。如上引拙作《略论碎叶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的历史事实》、吴玉贵《唐安西都护府史略》、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等。

[29] 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后收入作者论文集《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0] 碎叶有多处的说法,见钟兴麟《唐代安西碎叶镇位置与史实辨析》,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31] 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32] 按上引内藤文云:景龙二年周以悌以“碎叶镇守使”并“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后因讨突骑施婆酱有功,被加封为“左屯卫将军”,取代时任安西都护、四镇经略使郭元振之职。也就是说,“安西都护”任“四镇经略使”,“碎叶镇守使”任“经略使”,“经略使”可能就是“安西副都护”的领职。按此说大有疑问。《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及《资冶通鉴》卷二○九景龙二年十月均记,因娑葛与其下西突厥将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安西都护、四镇经略使郭元振奏调忠节入朝宿卫。忠节行至播仙镇(今新疆且末附近),时任“经略使、右威卫将军”的周以悌,说忠节厚赂宰相宗楚客。周以悌时任“经略使”,胡三省注为即“四镇经略使”,时郭元振为此职,则此“经略使”有两种可能:或史籍误,抑或为其他性质之经略使。此后,忠节持于阗,朝廷派员入西域,引起娑葛进兵西域,生擒忠节,杀唐朝所派官吏,四镇路绝。此时,据上引《景龙文馆记》才云:“时碎叶镇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大破娑葛,于是唐朝才升其任,以代郭元振为“四镇经略使”。因此,不能将周以悌不同时间的官职联系起来,且播仙镇与碎叶相距甚远。因此,内藤以上的结论不能成立。然而,因史籍对这一时期唐经营西域的记载含混,矛盾之处不少,有些问题实难弄清。

[33]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三○。

[34] 文载《敦煌吐鲁文书初探》。

[35]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129-129页。

[36] 见上引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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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经原作者授权审核后发布。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3-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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