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很少用化肥。
一是没钱买，二是当时工业不发达，化肥产量少，物以稀为贵。生产队长求爹爹拜奶奶找关系只能买来少量的化肥，只能够给庄稼″下下味精″，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点种”时，生产队长派几个手脚麻利的老农用三根手指（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十几粒儿尿素似乎是观音洒灵丹圣水，小心翼翼地丢进种穴里，生怕洒出穴外1~2粒。
那时的化肥，主要是“尿素”，其次是氨水，每个生产队都挖有氨水窖子，生产队长每年会组织社员用粪桶往返几十里路去火车站闷罐子车那里挑回来贮存起来当成宝贝。
氨水窖子
氨水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对庄稼的叶子腐蚀性很强，一般在没风没雨的天气下经稀释后浇在庄稼根下，施上后再压实表土，如果两天后下大雨效果最好。
尿素当时很多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尿素包装袋的内层是尼龙布，比供销社卖的布还结实耐用，当年社员们缺衣少食，看着眼馋。
日本尿素
可惜，这些宝贝疙瘩普通社员是享受不到的，都被公社和大队干部私分做衣服了，很多干部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46％”。
当年有几句非常搞笑的顺口溜，说的就是这件事：
大干部，小干部，
都是穿的尼龙布。
前边“日本产”，
后边是“尿素”。
日本尿素裤
贫瘠的土地基本上靠人粪和动物粪便再加上锅膛里的草木灰提供肥力。
生产队施粪
每家每户喂猪、养鸡的粪便和人的粪便，要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粪的质量评定等级：甲等的，每方多少工分；乙等的，每方多少工分。
如果交粪数量多，质量又高，所得工分就高，最终年底分红就多。
所以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位验粪员，这可是一个’嘴勤身子懒‘的好岗位，一般是生产队长的亲戚或会巴结生产队长的人担任此“重任″。
社员们为了交生产队的粪能够验个好等级，尽力巴结、讨好验粪员。有的经常给验粪员递香烟或请他陪客喝酒，有的尽捡好听的话奉承验粪员并私下送点小东小西如家里后园种的瓜果梨枣。
因为粪的等级，是验粪员说了算，他拥有这个特权。
验粪员不需要什么工具，也不出多大的力气，至多肩头上扛着一把镢头，到了粪堆跟前，装模作样地用镢头在粪堆上挖两下，看看里面是否有动物或人的粪便成色，他就是“一言堂，粪专家”。
生产队里有一位家里既不养猪又不养鸡，又很少拾粪的“刺刺头”和验粪员关系很好，他每天交的粪等级又高方量又大，众人皆纳闷不得其解，后来才被发现，原来他每天晚上偷偷从水塘里挖出黑乎乎的淤泥，运回家后，掺上一些细碎的树叶和偷生产队的猪粪撒上草木灰，便交到生产队里。这种“人造粪”的颜色、气味上与猪粪、鸡粪相差无几，足可以假乱真，验粪员睁只眼闭只眼，每次给他验个高等级，看着验粪员和那’刺刺头”勾肩搭背的得意劲，社员们只能羡慕嫉妒恨！
“小鸡不撒尿，各走各个道”，也有劳力不足的人家，只能每天起早带晚，专门去拾粪交生产队任务，也有的专门去偷生产队的牛粪、学校厕所里的人粪，掺上土和煤灰糊弄任务的。
拾粪
当然社员们为养家活口，好的猪粪、鸡粪等农家肥料社员们都会暗暗积攒下来，偷偷给自留地施肥，草木灰等贫瘠没肥力的肥料，掺上点土再拌点粪交给生产队里完成交肥任务，只有过份与不过份的差别，所以当年每家自留地庄稼比生产队庄稼收成好多了。
化肥用量少，社员交的粪又因验粪员以权谋私把关不严而以假充真，交这样的假粪给生产队怎么能有肥力？
“种地缺少粪，等于瞎胡混”。
结果庄稼就像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儿，又矮又小，收成可想而知。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结果只能带来农作物产量上不去，收获后除去交公粮、留下的种子和牲口的饲料外，分到社员家里的口粮，数量已经很可怜怎么也不够填肚皮。
相比来说，红薯对土壤的肥力要求不高，特别适宜山岗地，缺少肥料也可以高产，尽管它的营养很单一，人们吃的糙心伤胃却成了当时农村不得不吃的主粮。
煮红薯
那时我们当地农村人一年之中大半年以红薯为主食，烀红薯、蒸红薯，以至于人们看见红薯就发怵、胃里流酸水，特别羡慕能天天吃白米饭的城里人和干部家庭。
生产队时验粪员都会利用权利捞好处，可以想像自私和贪婪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
也说明不论权利大小，失去监督都会腐败！
古人云:“树大分杈，人大分家”，亲兄弟都有私心，成家后都要分家单过，生产队人们如何能同心同德？
社会要进步，首先要承认自私这种人的本性而不是说些假、大、空的虚话；并要与人的本性友好地相处；不要克意回避人的本性而是要依赖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法律来管理人的本性；把人的本性控制在一定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回忆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小小的验粪员也懂得以权谋私，说明不论权利大小，失去监督都会腐败。
所以要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还是需要进行有效监督，将权利装进笼子里，不能让它恣意妄为，这才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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