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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4年，强悍的契丹辽国铁骑突破北宋的多条防线，一路南下，三面包围了距离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百里左右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等朝臣敦促下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射杀辽军大将萧挞凛，加之辽军孤军深入，萧太后请求议和，正合宋真宗之意，两国随在雄州狄夏台（今雄县东、西狄头村）谈判并签订盟约：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北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虽然议和条款在雄州狄夏台，但因当时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正式签约的消息是在澶州发布的，故史称此次和议为“澶渊之盟”（澶渊为澶州旧称）。盟约既定，北宋朝野欢呼雀跃，大松了一口气，辽国也是满载而归。熟不知，这一盟约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改变了两国的国运：北宋不再在军事上疲于奔命，辽国也开始由盛转衰。 雄县龙湾镇东狄头、西狄头村 我们往往认为《檀渊之盟》是体现的是北宋的怯懦、屈辱，可在大的历史背景上看，则是实现了民族融合，北宋延续了122年的国脉，辽国臣民逐渐被汉化，其关键举措就是“榷场”的设立。榷场是指宋辽时期在两国边境所设交易市场。榷场由朝廷派官吏主持，既有官方的贸易行为，也有普通的商人之间的交易。北宋自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依据盟约就在雄州等地设立榷场。据《宋史》记载：“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齑货物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州、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由此可确定新城榷场（在今南拒马河北保定市白沟镇地域）属辽国地界，由辽国设立，时间是景德元年（1004年）。此时，辽国军事占优，提出设立榷场条款并率先建立新城榷场，反映了辽对宋物品的渴求。景德二年（1005年）北宋才在雄州、霸州、安肃军（今保定市徐水区）设立榷场。雄州榷场设立后，以雄州知州提调榷场事务，“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宋史》）。辽国对宋朝的出口，只有牲畜、矿物等特产，商品种类比较单一。而辽国从宋朝进口的物资，却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茶叶到瓷器，从盐巴到丝绸，从图书到文玩，简直是无所不包。宋朝凭借其经济实力的优势占据宋辽贸易的主导地位。通过与辽人互市，完全可以把每年的“岁币”再赚回来。由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双边贸易开始呈现一边倒态势，辽国在其中的逆差越来越大，即便把每年赚到的“岁币”全部扔进去，也不足以弥补这个逐年膨胀的缺口。随着辽国各阶层民众的吃穿用度越来越依赖宋朝的供应，呈现一边倒态势，以致辽国在其中的逆差越来越大，辽国不得不倒贴钱财，导致本币在域内流通量不断减少。反倒是宋朝钱币，信誉度和价值更高，越来越多进入辽国流通领域，得到了各阶层的肯定。后来，辽国干脆放弃了铸币权，域内全部流通宋币，国内外所有商贸往来一律以宋朝钱币结算，辽国的经济命脉，就这样沦陷了。与此同时，大量中原书籍经由榷场流入辽国，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辽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使其更接近中原汉族士民，辽国的文化根底，在被不断的软化和渗透中，渐渐瓦解。而这一切，都在你来我往的榷场贸易中，得以充分展现。在北宋，很多人对“岁币”和榷场是充分痛恨的，但也有一些人知道榷场的重要性。可是《澶渊之盟》对于北宋的财政上来说，是极为划算的，因为当时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每年耗费几千万，北宋在当时的世界是最富有的，每年财政虽然过亿，但也经不起这样大量耗费军费，花三十万就能实现和平，何乐不为。北宋的当朝宰相王旦就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司马光认为：“国家自与契丹和亲以来，五十六年，生民乐业”。“三苏”之一的苏辙更深知其理，他在《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其一）中写道：“烟波坐觉胡尘远，皮币遥知国计长”，就盛赞了榷场的作用。更有当代著名文史哲名宿蒋复璁认为：《檀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雄州榷场这个宋辽“自由贸易区”持续了近120余年，直至1120年，因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宋辽关系恶化，榷场贸易无法维持，逐步消亡，但这120年榷场互市，表面上看是互利互惠，但其实更利于宋而不是更利于辽，它为今天的雄安增添了深厚的商贸历史文化，更在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落下了浓重的一笔。据清光绪《雄县新志》记载，今天雄县带有“务”字的村庄就是是宋代针对各种商品征税之所，如雄县的道务、马务头、米家务的“一溜米”等村的村名，均与榷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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