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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郭建龙 ，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赵逸轩、杨牧樵围绕“密码三部曲”（《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对郭建龙先生所作采访。

学人：您以“中央帝国”这一概念为纲，上下跨越千年，又分为财政、军事、哲学三部，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您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套著作的，契机又是什么？为了写这套丛书，实地察考过哪些地区，这种考察与书斋笔耕相比有什么不同？

郭建龙：我的每一本书其实都是为了弄明白自己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因此，在写作之前，其实我都是没有答案的，都带有读书和考察笔记的性质。写作完成时，也是我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弄明白的时刻。

这套作品最初成型的是财政密码。写作财政密码的契机，是十一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一个非常全面的改革纲领之时，我当时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改革的边界会在什么地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又决定从这个现代的问题超脱出去，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经济和财政发展，最后变成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写一部考察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和兴衰规律的书籍。这就有了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我发现，除了正规财政（税收特别是土地税），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在利用一些非正规的财政手段来筹集经费，最重要的是利用官营经济、金融垄断和土地官有制。

在写作财政密码的过程中，另外两部也逐渐成形。这三部书大致概括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于中国的控制方法，也就是：和平时期靠财政（财政密码），战乱时期靠军事，而军事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山川地理的军事价值（军事密码），另外，由于中国的疆域过于庞大的，要想维持稳定，降低统一成本，又必须采取思想控制的做法（哲学密码）。

“密码三部曲”系列（《财政密码》《军事密码》《哲学密码》）

郭建龙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8月

在这三本书中，财政密码和我当年的在财经类报社的工作经历有关，哲学密码要求的是大量的阅读，而要想写好军事密码，就必须对中国的军事地理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因此，我开始实地考察中国的古关隘、古代的战略要地等，我的考察和普通人的旅游不同，他们大都是为了和建筑合影，而我的眼光却落在了大的地理上，也就是看山川河流的走向，山口的位置，思考古迹为什么设在这里。这次考察跑遍了中国南北，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只有亲临现场，才能感觉到潼关的咽喉作用、野狐岭的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角色，等等。可以说，军事密码和这次考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很重视实地考察，就是为了追求现场感和对于背后逻辑的理解，甚至我的小说也都要求现场考察，写最早的小说《告别香巴拉》，我考察了小说的发生地藏北的无人区，最近写的小说《花剌子模千年之恋》，我又专门去了中亚，把故事发生地都走了一遍，只有亲眼看见沙漠中的阿姆河，才能深刻理解它对于中亚文明的基础性作用。

学人：虽然三部曲主题不同，但有几条人物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如汉文帝刘恒、唐德宗李适、北宋宰执王安石等，这些人物及其主导的事件对“中央帝国”的影响是否更大？

郭建龙：三个线索虽然分别叙述，但的确有的人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大朝代的初期都会有一个黄老之术时期，也就是放松政府管制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往往是在经济上放松控制，在财政上削减税收，而这样做法背后的思想也有别于儒教的的主流思想，而是强调了道家的无为色彩。另外，在对外上，这个时期总是强调裁军、以和平的姿态和周边交往，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这样的时期的最早代表，就是汉文帝主导的文景之治。正是因为国家有一套自己的思想，维持了和平，而主要手段又是经济的，因此，汉文帝必然会在三本书中都有出现。不幸的是，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普遍做法的一个反例，中国最普遍的做法不是减少控制和轻税，而是加强控制和加税，而到了朝代中期，往往会有想留下武功的皇帝出现，和平也被抛之脑后。因此，汉文帝在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虽然拥有很高的声誉，却又是不被效仿的皇帝。

宋代作品《却坐图》中的汉文帝

唐德宗所代表的可以说是汉文帝的反面。他的时代已经到了王朝中期，特别唐代已经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变得四分五裂，因此他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模式，总结起来，就是：财政上已经不可能轻税，而是变成了所谓的财政主义，一切的政策考量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的；在军事上，也变得更加艰难，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应付国土的分裂倾向；在对官僚的控制上，也更加注重权谋。但唐德宗显然是无法同时做好这些事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虽然税收在不断增加，但有了点钱却都被皇帝用在了维稳上，而且不够用，同时，皇帝在思想控制上也无法取得成功。可以说，唐德宗代表了中央王朝最狼狈的例子，他在各方面的努力也会被几本书分别记录。

王安石则是作为变法大臣的代表。每到朝代中期，都会有一次所谓的变法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变法绝对不能译成现代的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是以政府放松权力为特征的，对应的是每个王朝初期的放松时刻（如文景之治），而中国古代的变法时期往往都是收紧控制权，加强税收的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是如何努力帮助政府搞钱的，当然为了推行政策，也必须在理论上突破，这就是中国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理论，王安石认为，在政府的计划和指导下，民间经济会茁壮成长，这时政府多收一点税也无可厚非。但事实证明，政府不具有指导能力，它的指导，只会让民间经济凋敝。这个中国古代的计划经济思想属于哲学范畴，因此也会被哲学密码所记录。

你所举的这三个人对中国的影响之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不同努力，以及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人：在《财政密码》一书中，您多次提到了历代中央政府似乎都在政权危机时刻动用了聚敛财富的政策工具，作为挽救局势的改革，但似乎又都导致了更深重的动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郭建龙：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央集权式制度的特性，中国古代的财政随着王朝的延续，到最后一定是不够用的，必然采取更多的聚敛手段。

另外，面对财政危机，一般的解法只有两个，一是降低开支，裁员；二是增加收入，加税。从中国历史上来看，降低开支的做法到了王朝中期之后就很难奏效了，因为中央集权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而维稳需要更多的经费，中国古代社会很难到达一种柔性的平衡，总是刚性的，不允许出现动荡，一旦出现动荡，就会进一步损害经济，从而进入崩溃的节奏。

因此，王朝中期，皇帝不仅不会裁员，还会加强人员，从而增加财政负担，他们必然采取加税的态度。但加税又会损害民间经济，到最后，必然造成税基的枯竭。

学人：似乎每一次财政改革背后都有决策者的“客观需要”，譬如明代是为了国防开支，蒙元是为了稳定金融……这样的大规模计划财政需求真实但风险极大。在这些事件中，决策者缺乏的仅仅是平衡之术吗？

郭建龙：决策者是的确没有办法。最终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引起的，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又和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稳定国家有关。罗马和阿拉伯帝国虽然庞大，但一旦垮掉就不存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如此庞大的疆域上却可以一次次重建，这是绝无仅有的。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统治成本很大，为了在广大疆域保持和平统一，中国发明了中央集权式官僚社会，这在很长时期（近代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官僚阶层很庞大，超过了一个农业社会的稳定供养水平，因此，到了朝代中期，官僚的膨胀速度必然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这时候的财政增速就会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增速，从而吸干了民间财富。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了近代，才由于更新式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宪政，民主，等等），再次降低了统治成本，才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最终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让社会变得更加可维持，于是一个政权也有了更加长的生命周期。

从经验上看，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政府，由于天然的限制，必然在三百年左右就必须更新，形成了它的天然寿命，不管怎么平衡，都很难打破。

学人：结合《财政密码》一书，中国大一统式的统一和为了维护集权推行的编户齐民制度在经济上是否有可持续性？更多的人是享受了统一福利还是交了“统一税”？

郭建龙：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了答复。所谓可持续性，一定是有期限的。没有长生不死的政权，在政权寿命上，中国古代的大王朝已经做得不错了，它们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三百年。现代的各个国家政权也同样是有寿命的，只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寿命已经可以突破三百年，但它们依然无法做到长生不死，只是我们还无法判断它们的寿命到底可以多长。

当然我们可以动态观察：政权寿命的表现，就在于财政是否可以持续，一旦到了山穷水尽，政权必然倒闭；但只要财政还有可腾挪的空间，就证明还没有到时候。

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所谓福利，其实就是一种税。统一是福利，也必然是一种税。我们讨论的不是它是不是税，而是这个税交得值不值。在王朝初期，以及中期的和平时代，统一税还是值得的，但到了后期，王朝必然出现一个超级聚敛时期，在这个时期缴税的人们，即便觉得不值，也没有选择权。

学人：虽然决策者想要实现的意图和工具手段类似，但背后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这就和您《哲学密码》一书的内容大有关系。在您看来，不同的个人哲学是否会影响这些改革的成败，又体现在什么方面？

郭建龙：在中国，个人主义哲学往往是为了对抗集体哲学的僵化而产生的，它又和轻税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对政权的制约。

中国集体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强调盲信和服从，以及控制，但在税收等问题上，则更多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王安石和桑弘羊强调的是他们有能力采取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让人民满意，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当时，这样的试验从理论上其实是很先进的，在西方很晚近才有人开始讨论类似的思想。但遗憾的是，没有人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先进性是无法实现的。

学人：中国地方一直受到域外哲学的滋养，远有佛学东渐，近有基督西来，它们在进入之初都带来了思辨和逻辑的新鲜之风。但这些学说虽然广受知识阶层的青睐，却一直没有动摇哪怕挑战“中央帝国”的建构过程，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郭建龙：原因可能是：一，这些思想还无法抵消地理带来的巨大的统一便利，因此，很难产生足以挑战统治者的势力，来为不同的思想做武力上的背书；二，人类的社会进化是缓慢的，特别在更加封闭的地区。

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小看了这些外来哲学思想，它们虽然无法构成根本性挑战，却足以丰富人们反抗的手段。

比如，佛教（特别是禅宗）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对冲了两汉以来腐臭的“天”学和家法系统。事实上，禅宗思想对于个性和心的强调，把判断对错的权力还给了个人，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抗集权的思想武器。

我还想强调，在明末传入的西方科学和思想本来可以让中国有机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就追赶西方的科学发展，我称之为一次巨大的思想大解放和大翻译运动。明末对于世界知识的接受，与1840年的闭关锁国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可惜，由于强大的集权能力，最终，这一次思想大解放也以失败告终。

但我们在明末东林党人、清朝实学兴起上，也都可以看到当年海外影响的影子。

学人：《军事密码》一书中提到，地处中原的王朝有时会呈现扩张的态势，如汉与清帝国，有时却表现为自保，如晚唐和南宋。在您看来，影响统治者“国策”选择的原因有哪些？

郭建龙：这和制度构建时间的长短很有关系。如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那时候它往往有着很强的冲击性，比如你提到的汉和清。但是，这个制度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财政负担必然加重，官僚机器也逐渐生锈，缺乏效率，到这时，要想扩张，就无法承受背后的成本了。

晚唐已经过渡到了财政无法支撑官僚机构的时候，因此，再强势的领导人最后也必然只能采取自保式的政策。宋代又更特殊，且不说南宋，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其实是一个继承式的王朝，不是全新的，它的官僚结构和财政都继承了五代，又间接继承了晚唐，因此，宋代的财政从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北宋从一开始就想尽了各种聚敛手段，就是为了增加税收。所以，北宋从一开始的统一阶段就很保守，无力回收燕云十六州，也无力控制云南。赵匡胤是一个知道真实的财政状况、会做取舍的人，这让现代人对宋代的柔弱感到扼腕，却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长期的和平。

学人：在您看来，中国合久必分的地理基础是什么？与欧洲长期小国林立的地理基础有哪些差异？

郭建龙：在地理上，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它的地理非常完整，这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所谓地理完整，是说，中国的核心区（华北、汉中、两湖、江浙、四川盆地）是一个巨大的连通性平原，它的气候适宜开垦，纬度正好适合庄稼生长，对人类来说四通八达，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堑。在这个广大区域内，一旦完成了统一，就很难再分开了。中国就是受益于这片巨大的平原形成的天然统一性，这一点与地理破碎的欧洲截然不同。

更幸运的是，在这片巨大的平原区域之外，又有着一连串的高山密林将它保护起来，因此，外来的文明很难骚扰这里，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在这片区域内，只要形成了统一，维持了和平，由于所谓的统一市场理论，在这个巨大的统一市场内，只要维持了三个要素（人员、物资、金钱）的自由流通，就会立竿见影地形成一次巨大规模的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的经济是优于世界的，它的战争的残酷性也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到最后，王朝的衰落往往更多是由于自身的财政悖论，但大部分大王朝都可以算是寿终正寝。

当然，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会造成一些副作用，比如，周围的山脉保护中国不受入侵，但中国也很难突破出去影响世界。因此，中国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超级地方政权，不具有世界性，不像其他地区那样互相连通、互相竞争、互相交融。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方面的内敛倾向，既然到了现代社会了，就不要固步自封，而是尽快走出去，和世界建立充分的连接，变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学人：海峡是怎样的一种地理条件？明郑政权为何没能通过台湾海峡实现长期割据？

郭建龙：郑氏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海洋政权（当然只是割据式的分裂政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性政权。

如果南明能够维持长久，那么依附于南明的郑氏和南明朝廷一起，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外向的政权。

不幸在中国地理中，南方的经济虽然已经超越北方，但军事战略价值却不够，加上南明内部的纷争，导致南明消失得太快了。

如果单独说郑氏，他们最大的麻烦是，当时的台湾有着巨大的贸易优势，甚至可以与西班牙等欧洲势力抗衡，却由于台湾内部的开发不足，缺乏足够的物资和粮食，郑氏必须依靠他们在大陆上的基地来获得这些供应。因此，当满清将郑氏在大陆上的基地夺取，并封锁了沿海，郑氏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资了。

郑氏的情况很像欧洲的荷兰，虽然是一个海洋强国，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在陆地上无法与欧洲的陆地帝国抗衡，从而走向衰落。

郑氏的台湾被大陆王朝统一是一种必然。郑氏可以作为一次海洋实验，证明中国的沿海地区很难单独产生一个海洋政权，必然被纳入到大陆王朝体系之下。但它又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告诉我们，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大陆只要依托于东南沿海，是可以走向海洋，开展开放的大业的。